富弼(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青年时期就得到晏殊等朝廷重臣的赏识，被喻为“洛阳才子”，在士大夫间口碑极好。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北方辽国大兵压境，要求宋朝割让关南十县之地，战火一触即发。战争和割地，当然都不是一贯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宋朝所能接受的。当时，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干将赴辽谈判，然而，辽国气势汹汹，赴辽如同赴死，大臣们无一敢蹚这趟浑水，宰相吕夷简推荐了时任知制诰的富弼，官轻势微的富弼不但接受了宰相的推荐，而且在面对皇帝时慷慨陈词：“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动，提拔他以枢密直学士使辽，富弼却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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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辽的过程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辽国国主，富弼动之以情，晓之以利，时而义正词严，时而委婉规劝，经过数轮艰难曲折的谈判，最终以“二十万岁币”与辽签订了和约，花钱换和平，使辽国取消了南侵计划，免去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和失去领土的危险，并带来了此后长达四十八年的南北友好。此行，富弼的确不辱使命，劳苦功高。不过，当宋仁宗要厚赏他，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时，他又非常诚恳地推辞说：“增岁币并非是我的真实意愿，目前西夏扰边，朝廷无法他顾，因此，对于辽国的无礼要求，我不能以死抗争，只好用此权宜之计，这哪有什么功劳呢?赏赐，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庆历三年，宋仁宗拟用富弼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军机大臣，这种职务只有军功卓越、年长德高的大臣才可能任命，他“辞之愈力”，宋仁宗改授他为略次的“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他接受了。当年七月，宋仁宗又以他使辽之功，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富弼面见皇帝说：“目前与辽国修好，边境无事，百官会说这是使辽之功，一旦辽国撕毁和约，卷土重来，我则百口莫辩，罪不容诛，请您不忘辽国轻侮之耻，卧薪尝胆，以图振兴”，他把任命诏书当面还给了宋仁宗，再一次拒绝了委任。

　　富弼以京东路安抚使出知青州(今山东益都)期间，恰逢河北大水，流民涌向京东，富弼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设法腾出公庐私舍安置灾民，动员所辖地方官府和富户捐粮救灾，开放山林河泊，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饥民为兵，通过多种形式，共救活濒临死亡的灾民五十多万人。为此，宋仁宗又要提拔他为礼部侍郎，富弼认为这是作为地方官的本身职责，“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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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和二年(1055年)，经过多岗位历练、创造了许多佳绩的富弼，56岁高龄时，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当上了宰相，堪称众望所归。嘉祐三年(1058年)，富弼母亲去世，他辞官奔丧。宋代有“丁忧”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应弃官居家守制，服满再行补职，但对于宰相，皇帝常常在其“丁忧”未满，就提前召回，称为“起复”。富弼归家后，宋仁宗一直没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虚位以待。不久，思贤心切的宋仁宗就连连下诏，要求富弼复职，富弼却以这种只适应特殊情况而设的“起复”制度，不宜施于太平之时为由，连续五次上书，态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皇帝的复职要求。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忠君爱国，年老以后，更不贪权恋位，而是“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入仕五十余年，累计拒官近百次，是士大夫间难得的谦谦君子。其实，在宋朝士大夫间，像富弼这样多次拒官的，还大有人在，翻阅《宋史•列传》，“固辞，坚辞，力辞，辞不受，辞不已，辞不就……”，这些在今天看来异乎寻常的词语，当时的使用频率却非常高，几乎俯拾即是。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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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富弼的这些拒官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宋朝的用人方向和官场风习。前面也说了，宋朝取仕讲究才学，讲究德行，讲究能力，违反这些条件，靠送人情走后门拍马屁之类的手段，是绝对考不出个进士或者状元来的，是绝对跑不出个学士宰相来的。同时，宋朝士大夫拒官也并非真喜假拒、装模作样，而是发自内心、真实表达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学出来的、修出来的、干出来的，懂得珍惜岗位资源，讲究名正言顺，名不正言不顺的突击提拔、违规提拔乃至暗箱操作，是会被御使们弹劾的，是会被同僚们耻笑、被唾沫淹没的。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当官要有官品，德才与位子相称;升官要能服众，名声与提拔对等。于是，升得太快时，辞;破例太多时，辞;与孝道相矛盾时，辞;与嫌(避嫌)、亲(涉亲)、籍(同籍)相冲突时，辞。

　　所以，拒官成为宋朝官场风习，许多人甚至数十上百次地拒官，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