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现代人常会把“制度建设”四字放在嘴边。有人撰文，为了让文章更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做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所以，在问题上，“制度建设”云云仿佛是一个极度稀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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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

　　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当然，古代的监察之权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它是完全服从于巩固皇权这一中心的。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要特色。但一朝自有一朝之特点，一君王自有一君王之个性，传统王朝中最具“特点”和“个性”的，当属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官吏制度，像以下一些就是值得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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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登闻鼓。“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这个鼓是专门鼓励百姓击鼓告状的，为了防止走过场，朱元璋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由御史带着上奏。 

　　设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品级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相当于钦差大臣，专门负责在各个地方巡视，遇到大事，直接向皇帝禀报，小事，则可以径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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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特务机关。“检校”、“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人员，任何官员都在其侦听、窥伺范围之内，等于皇帝的超级耳目。特务机关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臣下图谋叛乱，但掌握其贪污不法的劣迹也会自然包含在内。

　　而在朱元璋创立的各项监察制度中，最有研究价值最耐人寻味的，当属“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民拿害民官吏”堪称是一个重大的制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