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代名将薛仁贵号称冷血屠夫、心黑手狠，一代名将薛仁贵在中国的史书中，尤其是演义里，薛仁贵的形象异常高大，被吹捧为毕生为保卫大唐社稷而奋斗，击败凶残的入侵异族，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一代战神。其“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等事迹经过数代官方和民间的齐心力捧，如今已然脍炙人口，薛仁贵也被大多数人视为令华夏民族骄傲的卓越子孙，中国古代将领中“爱国为民”的光辉典范，更得到了一个爱民如子，宽容仁义的光辉形象。而由他衍生出来的“薛家将”也被捧得直上云霄，其子薛丁山和其孙薛刚都声名大噪，口碑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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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却与上述这些观点大相径庭。薛丁山和薛刚纯属虚构而来，根本就不存在。而薛仁贵一生参与了四次大战，其中征辽东是唐帝国对邻国的侵略战争，而并不是抵御外寇入侵之战，其正义性十分值得商榷。攻铁勒是在天山附近，也是铁勒人所居故地，战争性质是不服从的归附部落，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性。与和吐蕃的两次战争，则是属于边境争夺，一味将其冠以“保家卫国”之类的正义标签，无疑是一种泛道德化的不客观表现。薛仁贵用兵颇高，一生胜利远大于失败，确实堪称一代名将。但至于说什么“宽容仁厚”、“体恤百姓”，那可就实在是太扯了。慈不掌兵。历代的名将都常要克服内心的软弱和同情，冷静冷血地为军队考虑，很多时候不得不牺牲无辜百姓的利益甚至性命，否则就很可能因为一念之仁而“累死千军”。而即使是在历代的名将之中，薛仁贵也绝对是排得上号的心狠手辣之辈，杀心极重，他对本国百姓如何史无所载，但对敌国百姓素来冷血凶残，绝对是与“仁善”二字搭不上边地。

　　二、薛仁贵在辽东的表现

　　在唐王朝入侵高句丽的战争中，以薛仁贵统率的五万唐军战绩最为显赫，消灭了数支高句丽军队，克城无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薛仁贵率军大肆烧杀抢掠，屠戮平民，更是沉重打击了高句丽人的战争持久力和抵抗意志。可笑如今居然还有薛仁贵“仁政高句丽国”的事迹，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肆杀戮后做点小善事，评论者刻意只提后者，就指望能够颠倒黑白么?薛仁贵等将领趁高句丽内乱将其灭国。在一片焦土之上，唐帝国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并派薛仁贵统兵近三万驻守，意欲将朝鲜纳入版图，然而这种企图遭到了新罗的强烈抗拒，新罗不久后便开始武力驱逐唐朝势力。为了争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双发很快就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大战。

　　670年六月，新罗军夺原百济八十二城，斩五千唐军;671年六月，再次大破唐军，全歼五千余人，并占领百济全境，已被实际纳入唐版图的百济易手。672年八月，唐军大捷;673年，唐军进攻新罗，连败九仗，狼狈退回;675年二月，唐军大捷;675年九月，唐军王牌精锐薛仁贵部大败，新罗乘胜进攻由二十万唐军主力驻扎的买肖城，并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仅战马就缴获三万多匹，唐军伤亡惨重。此后新罗与唐交兵十八战，唐军皆北，新罗基本上控制了高句丽故地的整个南部。677年十一月，薛仁贵率水军进攻，先小胜，后在枝伐浦大败，被斩四千劲卒，大唐自此绝了反攻辽东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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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冷血屠夫薛仁贵

　　说起薛仁贵，民间传说中最炫的事迹就是“薛白袍三箭定天山”。这个吹嘘的根源出自《旧唐书·薛仁贵传》，里面居然还编了一首诗：“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这个虚假事迹的产生，起初是倚靠唐廷的官方吹捧，然后官方宣传又误导了民间，再配上后世人们崇拜英雄的热情，以及为了吹捧本民族英雄而引发的扬功掩过的不客观心态，便共同造就了薛仁贵在天山一战时的虚假形象。历史的真相被历代人刻意遗忘，以致于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三箭定天山”的英雄传说背后，竟然是一场对投降部落赤裸裸的杀戮!

　　如今说起“定天山”一事，大部分历史读物将这段历史歪曲为：661年，铁勒兴兵犯境，对中原百姓烧杀奸淫。薛仁贵为了保家卫国，维护百姓，不畏艰险，亲统大军赶赴天山征伐铁勒。到了天山脚下，薛仁贵三箭射死三名铁勒勇士，铁勒人为其神威所摄，不战而降，遂有“三箭定天山”之美谈。事实上，此次战争爆发的起因绝非是什么铁勒人兴兵入寇，一支士气低落到被射死三个人就全军下马投降的军队，敢向大唐主动寻衅么?而仅凭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也能明白，就算薛仁贵当真三箭射死三名勇士，也绝不可能慑服十几万大军，否则岂不是只要养几个神射手就能纵横天下了?唐朝趁东发生内乱和天灾，将其灭国。

　　在灭东的过程中，大唐与北方的铁勒诸部结成了同盟，后来铁勒又甘为臣属，并出兵出粮，积极配合大唐入侵高句丽。最终李世民在辽东铩羽而归，不久后病死。唐高宗即位后，继续对辽东用兵，此时仅仅靠汉族的“征夫”已经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战争需求，于是唐王朝加大了对铁勒诸部的征兵数量，强行征发，索求无度，这种无节制的军役令铁勒诸部不堪忍受，终于在661年爆发了叛乱。从几乎所有的铁勒部族都参与到了这场抗争之中，可以看出唐朝对周边归附的部族压榨得十分过份。这些本已归附唐朝的铁勒人被生生逼反，脱离了唐的残暴统治，不肯再遵从唐廷的命令。

　　薛仁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兵地，其战争性质属于官逼民反，然后薛仁贵去活不下去造反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抵御异族入侵”。铁勒人不过是一时激愤才抗拒大唐，实际上远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唐军对手，薛仁贵迅速便平定了仆骨部，击走回纥部，抵达天山脚下。思结、多览葛两部并无斗志，唐军到来后，立刻便向薛仁贵送上“降款”，愿意无条件投降，希望能够受到宽免。铁勒人投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此次忤逆大唐，不过是群情激愤下的一时冲动，而并非有预谋，有计划，有政治目的的叛乱，所以从铁勒高层到普通士兵，大多都抱有侥幸心理，不过是希望靠变乱来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迫使唐王朝妥协让步，减少对自己的压迫。只要唐廷能放松压榨，他们仍然愿意重新归附唐朝，所以反抗意志并不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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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因是铁勒诸部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并不是高度集权的大唐的对手，所以在唐军开到后就产生了畏惧，不战而降。唐朝司宪大夫杨德裔等人认为这两部的归降之心是真诚地，向高宗建议怀柔，原本薛仁贵应该对其好好安抚，最多惩办一下首领，这样便能不战而定铁勒。但薛仁贵和郑仁泰为了立功，竟然背信弃义，对已经放下武器，等待受降的铁勒军突然发动进攻，并残忍地将十三万铁勒降卒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大规模俘虏已经非常过分，可为了替唐帝国和大唐百姓消除后患，也为了杀良冒功，薛仁贵竟然还把屠刀伸到了平民头上，将已经归降的思结、多览葛两部的平民“掠其家口，以赏军士”，不知多少铁勒女子惨遭唐军奸淫杀戮，不知多少良家女子被唐军卖入青楼。而对于部族中的青壮年，薛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一时间人头滚滚，杀戮平民无数，按《唐会要》的说法----“杀降九十余万”!实可谓丧心病狂。

　　九十万的数字，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夸大，但要支撑十几万军队，即使是兵民比例较高的游牧民族，也需要数十万百姓。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大规模地杀戮归顺的平民，将整个部族进行屠灭的野蛮暴行，可谓极其罕见，连唐朝的大臣也多有对此不满者。杨德裔等大臣便激烈地弹劾薛仁贵，指责他“故杀降人”。薛仁贵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铁勒人，这些本来愿意归降的部族自此与大唐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率部坚壁清野，远走漠北，诱使唐军深入追击，然后不断袭扰。最终唐军断粮，仓皇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马，马尽后，竟然“人皆相食”。一万多精锐唐军，等退到关内，竟然只剩了八百人，薛仁贵的不当暴行为唐帝国招来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损失，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最终还是靠铁勒名将契苾何力去安抚才收了场。

　　有人试图为薛仁贵辩护，说他确实是仁义爱民之人，之所以甘做屠夫，实际上是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贵情操。种族只是为了消除隐患，确保之后的边境安全，彻底杜绝有可能再发生的边境争端。薛仁贵爱的只是自家子民，为了只是大唐百姓的安乐，固然有局限性，但却非常务实，有一种“除恶即是行善”的大慈悲心境，所以无愧于是中原百姓的保护神。这种狡辩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颇能惑众，不过其强词夺理终究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那也应该将这个分析标准套用到从古到今的每一个屠夫身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岂不是都没有错了?而南京大的统帅、还有无数杀降活埋俘虏的将领，甚至是那些杀人盈野，屠戮平民多达两亿的蒙古兵，也都是为了祖国消除隐患，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拥有对本民族百姓“大爱”的功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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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将未必是仁将　670年，吐蕃再度兴兵侵唐，先取于阗、疏勒，再挥戈东进龟兹，而后攻占焉耆以西数镇，唐朝派出十余万大军欲夺回失地，统军大将就是演义小说里号称战无不胜的名将薛仁贵，结果唐军在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一带被吐蕃军全歼，“死伤略尽”，薛仁贵仅带着很少人逃回，被“械送京师”，“免死除名”，吐蕃乘势先后占据唐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此役之后，吐蕃声威大振，从此连年寇边，盛极一时，控制了整个西域。

　　由于此次惨败后果严重，薛仁贵晚年并不得志，最后郁郁而终。纵观他的一生，东征西讨，胜多败少，确实堪称是一代名将。但名将未必是仁将，能打赢仗的人未必品行就高洁。但中国的史书上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而且喜欢搞极端的两面性评论，想捧的高大全，想贬低的一无是处，名将做了坏事也要替其遮掩，漫无边际地胡乱吹捧，这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歪曲，以及对后世性质恶劣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