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作为一代英主，他一方面建立了辉煌的功业，一方面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使国家和百姓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正如司马光所正确评论的：“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认为他与秦始皇相差无几。特别是，由于汉武帝有着惊人的享受欲望，他的奢侈无度创造了西汉历史的最高水平，上行下效，就使文、景以来的奢靡之风以更加强劲之势吹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此风气的浸润下，武帝一朝官吏的贪污腐败自然变本加厉，令前辈们无法望其项背。

　　武帝时期官场的腐败表现在许多方面，贪官们把其触角伸向任何能够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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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侵吞土地。因为土地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以武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将土地视为私产，随意征用。为扩修上林苑，他不惜挖掘百姓的坟墓，拆毁人家的房舍。大小贵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权，以强取、贱买等手段，千方百计侵吞百姓的土地，强占国家的土地，也抢夺贵族官僚的土地。如丞相田蚡就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肥沃土地。为了扩大宅地，他甚至打算侵占官府考工的地盘，连汉武帝也看不过去，痛斥他“何不遂取武库?”外戚窦婴后，田蚡看中他城南数顷良田，就提出以解救他犯罪的儿子为条件得到那片土地，窦婴十分气愤地说，将军虽尊贵，难道就能以势夺田吗?其实，窦婴和灌夫也是掠取土地田宅的老手。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

　　贵族、官僚在侵吞无权无势百姓田宅的同时，还利用管理国有土地的机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代公为私，索贿受贿。如李蔡任丞相时，就借一次朝廷赐予百官墓田的机会，贪污土地出卖谋利，得钱四十万，事发后自杀。官府在把大量国有土地以“假民公田”的形式出租时，先以极低的租额租给豪强权势之家，要他们再以较高的租额转租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取差额地租。典型的例子是酷吏宁成，他曾任中尉，被免职以后，即通过关系租到官田千余顷，转租给数千家贫民，几年以后，当宁成遇赦的时候，已经“致产数千金”，成为“威重于郡守”的一方富豪了。类似宁成的情况，恐怕各地都有，其实质既是盘剥小民，又是侵吞国家财产。

　　其次，官场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如太尉田蚡一时权倾朝野，贿赂络绎而至，他照收不误。韩安国因对匈奴战争的失误而免官后，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结果被重新起用，先任北地都尉，后任大司农，成为中二千石的高官。大行王恢因与匈奴对战马邑失利，汉武帝准备严惩。他于是以千金向田蚡行贿，希冀通过他向武帝说情，以免死罪。因为田蚡对音乐、狗马、田宅特别钟爱，行贿者于是投其所好，一时间献到他府上的“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投桃报李，田蚡也卖力为行贿者谋取官位和其他好处，不少人经他之手得到高官，有的一夜之间升到二千石。后来汉武帝也发现此人胆大妄为，越权任用许多人做官，当面愤怒地质问他：你任命官吏有完没完，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吏。然而，受贿犹如吸食毒品，很难自行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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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蚡不惜触犯“阿附藩王法”，同觊觎皇位的淮南王刘安相勾结，接受他的大笔贿赂。所幸他死在淮南王案发之前，否则，按武帝的说法，他得到的将是“族灭”的下场。主父偃早年落魄，后以工于心计和能言善辩而得大官。他仿佛要使早年的窘况得以补偿，随即明目张胆地索贿受贿。不少官吏怕那张利口给自己带来灾难，只好以行贿买平安，“赂遗累千金”，很快暴富起来。有人对主父偃的恶劣行径加以劝阻，希望他考虑后果时，他竟毫无羞愧地辩解说：“我结发游学四十多年，一直未能入仕途，结果是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将我拒之门外，宾客也舍我而去，我在困厄中太久了。况且，大丈夫活在世上不应碌碌无为，不能以五鼎食，宁可以五鼎烹。我自感日暮途远，所以故意。”完全是一副赌徒的心态。他最终因收受诸侯贿赂和致齐王自杀而遭诛。

　　田蚡与主父偃只是贪官中的两个典型，当时的大小官吏几乎人人受赂，个个贪赃，必要时也出手大方地行贿。即使功勋盖世的大将军卫青也不能免俗，拿出五百金为汉武帝宠爱的王夫人祝寿。

　　再次，是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汉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修改增删过的法律繁密苛酷，“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于是执法者可以随意引用解释法律条文，根据关系与行贿多少量刑判案，“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如此一来，必然是“罪同而论异”，罪重得释与罪轻冤死者不在少数。一批人数众多的酷吏走上执法岗位，他们“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视法律为儿戏，随心所欲地行事。汉武帝最信任的两位执法大臣张汤与杜周，是酷吏中的两个典型代表，他们治狱专以汉武帝眼目行事。张汤对待罪犯的原则是：武帝意欲重判的，交给苛酷之吏审理。武帝意欲轻释者，则交给轻平之吏审理。杜周对待罪犯的原则是：武帝意欲排拒者，则加以诬陷。武帝意欲释放者，则先关押起来，待机寻找为之开释的理由。如此执法办案，贪赃之事必然司空见惯，一些执法之吏也就迅速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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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典型的是杜周，此人初为廷史时，仅有一匹身有残疾的老马，后来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晚年“家赀累数巨万”，其中恐不少是赃款。

　　司法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一般百姓，武帝后期乡村农民起事此起彼伏，显然与执法官吏的贪赃枉法和滥刑滥杀有关。又其次，是军官的侵吞战争物资，克扣军饷，刻剥士卒。由于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军需物资数额庞大，战争造成了军官势力的膨胀，也为他们的贪污创造了条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就是通过克扣军饷，侵吞军用物资和虚报军功请赏而富极人臣。如李广利率近十万大军和三万匹战马出征大宛，虽勉强获胜，但损失惨重，生还的士卒仅万余人，战马千余匹。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最后，由于汉武帝垄断货币铸造，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工商政策，给主管官员创造了侵吞国家财产，内外勾结，贪污牟利的机会。如张汤就与长安商人田信等勾结，偷漏国家经济情报，使之牟取暴利，等等。

　　由于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恶化了官民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动摇汉皇朝的统治基础，迫使汉武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加大反贪力度。为了改变官吏中武力功臣及其后裔较多的问题，武帝下令推行察举选官制度，令郡国守相、二千石以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于朝廷，经考试后任官。这些人出身相对贫寒，但文化素质较高，他们跻入仕途，改变了官吏队伍的成分，提高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遏制腐败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之中，出了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等一批廉洁奉公的好官。与此同时，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加大监察力度，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从制度上保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时刻处于监督之下，使腐败能够被较早发现和惩治。而一旦发现贪污、受贿、枉法的官吏，则予以重法惩治，即使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一律严惩不贷。公孙弘以后的丞相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等，大多因贪贿之事而遭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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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贪，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烈手段对付贪残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在加大反贪力度的同时，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被树为百官的表率。通过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到武帝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