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威胁之中，人心浮动是一种必然。特别是此时的山西局势原本就不宁静，捻军余部时时惊扰，与山西相邻的陕甘又爆发“回变”，对地方官员来说，稳定会秩序不仅直接关系赈灾成败，更与清王朝生死存亡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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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荃奏疏中经常有夸奖山西“民性纯良”的句子，说民众“视饿死为应受之辜，绝无强夺强劫之案”，但这只是门面话，意在衬托“圣朝”的“深仁厚泽，浃于晋民肌肤也久矣。”实情当然并非如此，对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讲法度本就是件高蹈的事情。而为了维护秩序，曾国荃除了以各种行动宣示朝廷的恩泽，以安抚民众，另外也采用了不少铁腕手段。

　　光绪三年九月，他在给属下的书札中说：“查灾放赈，先安民心为要。……至于布散流言、匿名揭贴，断非饥民举动，必有奸宄招摇潜踪其。此清查境内无业游民为最要也。地方官果能清查，勿令聚党生事。如遇外来面生可疑之人，不准溷迹境内，庶本境之饥民，望有涓滴之赈可以度活，而不敢萌异志;各路之宵小，惮吾严密之防，无从勾结，而不敢生觊觎。消患于未然，此其时也。”一名将官向他汇报派兵巡逻的情况，他更详细指示：“拣选谨慎之兵一十六名，作为两班，每班分四起轮流稽查要路，布置最为得法。

　　但能使民间屡屡见有兵来，奸民自惧，良民自安。每起二名不嫌其少，若多则不敷分布，且恐益民间鸡犬之惊。惟巡哨之兵最宜安静，必须使莠民见之有畏心，不至使良民见之亦有惧心，?地方从此安谧矣。又称商贾粮车过境，任意截劫，毫无忌惮，或三五同伙拦阻孤身行客，夺抢物件。如此则粮贩无人敢来，境内之粮安得不日形缺乏?所关非细，仰即加意巡防，遇有截粮拦路行劫之案，一经拿获，即行会同地方官讯明情节确实，禀请就地正法，以安商而裕民食，是为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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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就地正法”，这是非常时期给予地方官员的便宜行事权力，是典型的“非常手段”，即使在当日也是违反法律之举。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有特殊的效果。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他目睹惨状后曾经困惑，为什么很少看到抢劫?原来“?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 果然，不久他就在路边看到了挂着“两颗人头的笼子”，“这是对试图暴动的人的警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对此也表示了理解，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

　　然而，如果“就地正法”施行无度，那绝对是民众的灾难。山西旱灾中，“就地正法”有无滥杀无辜情形?不妨先看曾国荃的一个批牍。当时隰州发生窃贼杀死巡夫命案，地方官员即遵“就地正法”之令，将嫌犯处决。曾国荃在隰州呈报的公文中批道： 

　　“本爵部院前因被旱成灾，恐有不逞之徒煸惑饥民劫掠富户，谋为不轨，是以通饬所属，如有前项匪徒乘机倡首为乱，即行就地正法，以遏乱萌而靖地方。今窃贼杀死巡夫一案，无论事后挟嫌谋杀，或临时图财害命，总系寻常命案，自应遵照定例，填格录供，通报复审，按拟解勘，方为正办。该州前请就地正法，已属草率，即或实应就地正法之犯，亦应候示遵办，乃既经具禀请示以前，竟敢不候批示遽行正法，办理殊属冒昧，非寻常疏忽可比。本应立予撤参，以重人命，惟业据自行检举，禀请照例议处，且该州并属被灾较重，正当清查户口、办理赈抚紧要之时，未便遽易生手，姑从宽记大过三次，以示薄惩。……及嗣后遇有似此案件，不候批示擅专自便，定行严参，决不再宽。凛之!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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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上峰“就地正法”的命令，地方官员很可能乐得简便，把赈灾中发生的所有命案都“从重从快”。这一封批牍透露曾国荃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反复强调和，寻常命案一定要回到常轨，遵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