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执政的前十年，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变法，使吏治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肃清，革除了不少财政上的弊端，特别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大大增加的国库的税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明朝经济一片繁荣，史称这十年的时间为“万历中兴”。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明朝二百多年来最具实力和责任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被梁启超称为整个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作为首辅执政的这十年时间内，对于晚明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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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侍奉过明朝三代皇帝，他于嘉靖二十六年考上进士后，很快便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的赏识，让他供奉翰林，熬熬资历。没过多久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这个职位上，他认识了更多官场上的人，打开了人脉，深谙明朝官场上的各种蝇营狗苟。从此他和徐阶，高拱结成同盟，一同对抗当时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严嵩倒台之后，徐阶进阶为首辅，张居正和高拱在徐阶的帮助下一同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张居正在官场上的名声一直不好，有不少人背地里称呼他为“黑心宰相”。原因是他打击排斥可谓不折手段。徐阶致仕以后，张居正为了和高拱争夺内阁首辅的位子，不惜编织罪名网罗言官弹劾高拱。高拱被迫致仕，告老还乡，并且终身不得回京。如果我们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张居正这样一个大政治家，无疑是妄自菲薄的。在明朝官场那样一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深陷进去万劫不复的漩涡里，张居正如果不能保全自己获得地位，那么他的事业将无从谈起。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大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给明朝南方的边防带来重大威胁。同时东南倭寇骚扰沿海，劫掠村落州府，官兵武器羸弱，束手无策。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政治场面。然而张居正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该怎么做。明朝此时已历二百余年，积弊太深。他知道如果不改革，恐怕就是改朝换代。如果改革，那么必须拥有自己在朝中有共同目标的党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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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想到的人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不是别人，正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万历皇帝的大伴。冯保是内廷能够翻云覆雨的人物。结交了冯保，就等于抓住了皇帝。张居正明白，自己的改革宏愿少不了冯保的帮助，内阁和司礼监必须一条心。为了结交冯保，他派自己的亲信官员去给冯保送去大量礼物，让自己手下的人和司礼监大大小小的头目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冯保看在眼里，知道张居正有意结交自己，便也伸出了橄榄枝，让司礼监和东厂的人回赠张居正礼物。就这样，东厂成了张居正和冯保之间联通传讯的工具。张居正改革期间，但凡内廷的阻力，人事的调配，皇帝的周旋，冯保都能一一化解，给张居正腾开足够的空间去干大事。

　　张居正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儒者，它能够低声下气地结交一个宦官，这是十分难得的表现。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是一个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

　　张居正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用人。嘉靖和隆庆年间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还有李成梁，都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知人善用，并且用人不疑。在戚继光抗倭期间，无论戚继光的方法多么难以令人接受，张居正总是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他最大的支持。抗倭期间，明朝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东南沿海各省的军事调配权。戚继光武将出身，在组织抗倭事宜上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刁难和推诿。比如武器弹药的供应，粮草的供应和地方军队的调配等等。张居正任命谭伦为兵部尚书，总督东南各省，协助戚继光后勤事宜。戚继光终于有了直接可以倚重的封疆大吏。要是没有张居正这个在朝廷的忠实的靠山，戚继光的事业也不会进行地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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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张居正表里不一，表面上大公无私，实际上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多次接受戚继光和李成梁的重金礼品。在接受贿赂这件事情上，张居正毫不掩饰。他对人说：“戚继光、俞大猷等部在外面作战，朝廷中已经有人密告他们拥兵自重，有不臣之心。如果我不接受他们的贿赂，他们的心里必定不能安稳。如果他们有所顾忌的话，又怎能安心地作战呢?”

　　张居正行事极有分寸，他能够洞悉到每一个微小的地方，每一个常人难以观察到的细节。要不是如此，他的改革措施也绝对难以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