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隆庆六年)7月5日，明隆庆帝明朱载垕病逝。他生前依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内外得到大治，史称隆庆新政，但后期因沉迷媚药，服用助兴，致使政事荒废，留给十岁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纷争不已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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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出身的李太后，起用张居正辅政，全权委托其代行父母之教，精干强势的张居正成立“救火队长”。他首先笼络好忠心耿耿的太监冯保，再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神宗才得以安享太平盛世。但是，在这位“救火队长”死后仅仅一年，神宗就翻脸不认人，保守势力迅速。张家被抄家充军，十年改革成果一夜间被否定，正所谓“人亡政息”。难道张居正的新政真的有问题?

　　按理说，万历帝是张居正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张居正在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而张本人也成为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不过“功高震主”。幼时的万历还没有意识到权力所能带来的乐趣，随着年岁增长，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刺激他要巩固权力。当权力遭遇危机时，万历可能竭力支持改革，暂时抑制贪欲;一旦改革成功，缓解危机后，其内心深处的欲望又开始膨胀，可能促其废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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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张居正的君主观与万历帝的主观相违背。张居正希望万历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圣君”，想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以达到君臣共治、君民互利。如他为神宗小时候编写的启蒙读物《帝鉴图说》中就有“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等，想通过他律来影响皇帝的自律。

　　而万历帝却没能领会太傅的一片苦心，他脑子里只有“天下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再次，张居正改革时，打着“法祖”的旗号，也就是借助祖先威势推行改革。他所绘制的蓝图，只是在大明开国之初的法制基础上，对某些法制法规实施改进，以调解矛盾，缓解危机。实际上，这种改革并没有触及利益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全力支持。如一些文人在书院中讲学、发表政见、抨击时弊成为时尚，这对于专制集权的朝廷，无异于离心之力。万历八年，张居正以严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消弭闲言浮议，实行思想一统。

　　张居正在位时，那些豪强权贵摄于权威，不敢造次，一旦他们认为的权威不见了，就会群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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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张居正失察用人。当然，不能否认，张居正能改革成功，还是他能“笼络”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不过这些一般都是技术人才，而非政治家。

　　为打击豪强，张居正曾大力支持海瑞，但当上首辅后，就将他丢在一旁。对于身边的两个副手张四维、申时行，也没有收为己用，要知道他们可是居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主导政务的政治家啊!在张居正死后，两人相继掌权，随即反对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