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宋桓公的次子，被太史公的《史记》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作为春秋时宋国的第十二任国君，宋襄公的在为时间约为公元前650年到前637年。

　　周襄王九年(前643年)，齐桓公重病，齐国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在这个权力暂时真空的历史背景下，野心勃勃的宋襄公希望能继承并且发扬齐桓公的春秋霸业。但是，继承霸业的前提就是推崇周王室，尤其是遏制楚国对于中原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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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公元前638年，也即鲁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首先，宋襄公为什么要和强大的楚国开展

　　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故地，建立宋国，都城为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南)。周初被周天子封为公爵，国君子姓。

　　当国君传到了宋襄公的时候，野心勃勃加上有着深厚的责任感，总想要恢复商朝往日的威风，所以，宋襄公才不惜代价与当时的大国楚国决战，这也是他具有开拓性的一面。

　　其次，以卵击石的宋襄公，是不是最蠢的春秋五霸呢?

　　从宋襄公的行为来看，他的行为准则基本被总结为“仁义”。但是，在笔者看来，宋襄公的仁义可以理解为西周时期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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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周到东周的前半段，“礼”不是礼仪习俗那么简单，可以将其理解为周朝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为规范。在对周礼的遵守上，宋襄公可以称得上从一而终的人。尤其是对待齐国的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和晋国的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的态度上，面对着两位流亡他乡的叛逃公子，宋襄公即便不除之而后快，也可以让他们吃个闭门羹。但是，宋襄公依然做到了以礼相待，甚至是厚待，而这些善缘无疑都在日后得到了回报。不过，如果说宋襄公的这些举动是发自于内心的善或者长远的筹谋，笔者觉得都不靠谱，只能说是当时普遍的准则。

　　进一步来说，宋襄公这个人，固然不是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但也不是什么完全贯彻“仁义”的圣人。也就是，在整个春秋时期，宋襄公知识一个守规矩原则但是又志大才疏最终祸害自己和国家的庸才罢了。复兴殷商也好，遵守古老战争原则也罢，包括想拿活人祭献，恐怕都是一条筋的傻劲头。他的智商是硬伤，这点可以确定。他坚持战争原则，与其说是仁义，不如说是心高气傲，不屑于(事实上也是无能)耍谋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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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襄公一方面有着历史责任感，要突破宋国的困局，开拓新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有着家族的荣誉感，要坚守古老贵族的规则，用光荣的坚持取得光荣的胜利。在现代人是角度来看，宋襄公无疑是一个坚持“蠢猪式”正义的傻子。但是放在春秋这个礼乐制度正在崩溃但依旧存在的时期，宋襄公只不过是一个类似“堂吉诃德”的人物。换而言之，他和一心希望恢复周礼的孔子一样，不是傻子，而是一个偏执的“骑士”。

　　最后，后人有诗为戒道：春秋宋襄公，头号大蠢蛋。滥施仁慈观，今人当为鉴。也即责任感不能变成包袱，荣誉感不能僵化，这是宋襄公在春秋竞争时代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