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的刘向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道家思想问世后，便对政治、养生、思维等产生影响。汉文帝以力量薄弱的藩王身份继位，初登皇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而黄老学“卑弱以自恃”、“以弱胜强”的特点适合他“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的特点，被其奉为“南面君人之术”。

　　无欲无争，保全性命

　　汉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都采用了“黄老”道家学说。首先这与他们的家教有很大关系。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好《道德经》而深受其影响，在母亲们的教育理念下，道家思想成为文景二帝治国思想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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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环境对于道家思想的青睐也影响了二位皇帝。在楚汉相争时期，张良、陈平、韩信等人灵活地运用道家思想，才使楚军大败、汉政权得以建立。而秦末酷法则令人深恶痛绝，在反思其深层原因时，道家思想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并融入包括文帝在内很多人的思想深处。

　　汉高祖刘邦死后，政权落入其妻吕雉手中，她想将帝位转给自己娘家的人，于是，大开杀戒，将刘邦的儿子几乎赶尽杀绝，只有小儿子刘恒幸免于难。这不是吕雉心软才刀下留人，而是刘恒及其母亲“无欲无争”的姿态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刘恒母亲薄氏知道宫廷斗争的残酷现实，便苦读《道德经》，领略道家思想的精髓，走上清净无为的道路。在母亲潜心寡欲思想影响下，刘恒或无意与其他皇子争夺继承权，甘愿被分封到西北边疆、毗邻匈奴的荒漠贫瘠地带为代王。刘恒在没有其他皇子愿意来的偏僻地方为官，几乎被朝野遗忘，正因如此，才躲过了吕雉的。

　　吕雉死后，大臣们在寻找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时发现，皇子只剩刘恒一人了。于是，这位远在边疆、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便被请到长安，是为汉文帝。

　　谦卑下位，获得皇位

　　刘邦曾谈过自己能够虚心听取能人的意见是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他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自己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且百战百胜，自己不如韩信。以“谦卑”之心知人善用，才是自己取胜的根本。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淡薄名利、潜心学道、在边塞为代王的刘恒。当他听说长安来人要迎接他回去当皇帝时，仍旧保持着谦卑下位的姿态。他请示母亲，是否可以去当皇帝。母亲帮助他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是中央政权最混乱的时期，且朝中大臣多是刘恒父辈，很难驾驭。如果冒然前去，可能遭到杀身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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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刘恒派人前去长安打探消息，一了解实情，二为延缓时间来获取人心。之后，刘恒斟酌再三，才最终决定回长安继位。

　　此时中央政府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周勃手里，周勃对于刘恒的弱势了如指掌。对于刘恒来说，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对待这样的关键人物须非常慎重。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长安城外的渭桥，周勃率领百官跪下接驾，刘恒也立即下马跪下还礼。这种礼节的选择，正体现了《道德经》倡导的“谦德”精神。在渭桥过礼之后，周勃想单独与刘恒说话，刘恒觉得私自与周勃交谈，可能引起百官误解，于是，便拒绝了私人谈话，体现了《道德经》所谓“无私”的运用。在周勃将玉玺送上后，刘恒仍然谦逊地说：“玉玺我可以代管，但这个皇帝不一定非是我来当不可，可以为皇帝的人很多，此事过些时日再议。”刘恒运用了道家“不用之用”的智慧，避免了不必要的妒忌发生。

　　刘恒收下玉玺后，又等了九个月才登基，这一是考虑到同宗兄弟中，还有年纪比自己大的、办事能力比自己强的，要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登基才能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争取获得那些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将军们的支持，自己的政权方能真正稳固。在一切条件完备时，刘恒才荣登皇位。

　　躬行节俭，增益利民

　　老子有所谓“三宝”的说法：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除了待人待物的“慈”和“不敢为天下先”之外，在待己方面需“俭”，只有躬行节俭，才能增益利民，而这一点尤为汉文帝所注重。《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文帝带头为天下人作敦朴的示范，并制定一些节俭的规章制度，推动自上而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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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他的一件黄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之再补。他尽量减轻刑罚，减轻赋税，宽大包容，为人称颂。

　　时人贾山曾说，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所有这些举措，均体现了黄老道家“尚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其目的是体谅百姓，与民同乐同忧。西汉后期的刘向因此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此后直到景帝、武帝初期的五六十年间，因在政治上贯彻道家的“谦卑”、“无为”之智慧，而使得国强民富，为汉朝四百年政权打下了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