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的长乐宫，当王政君把传国玉玺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也天崩地裂了一般，狂风怒号，马嘶虎啸，一个旧王朝黯然褪去.可是，本该弹冠相庆的新王朝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朝堂上反而弥漫开了一股不详的气息。王莽坐在皇位上，静静看着残缺了一角的玉玺。这尊玉玺是当年秦始皇命李斯与孙寿用和氏璧打造的，算起来，已经二百年有余。二百年过去了，人们经历了秦末混战，经历了文景之治，也有过罢黜百家的巨变，有过桑弘羊改革的震荡，历史再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像每一个王朝的结尾一样.公元八年的中国天下大乱，不断扩张的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流民涌现在了大汉王朝的各个角落，他们四处游荡，胆小的饿死，胆大的成了盗贼，或者加入农民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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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地上仿佛压抑着一股暗流，荒芜的土地下埋藏着的不是种子，而是喷薄欲出的血浆。

　　就在这时，众望所归的王莽登上了帝位，改国号为‘新’。

　　政治经验丰富的他知道，中国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他要着手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改革，这场改革会使天下归一，再也没有贫富之分，鳏寡孤独有所养，男女老少有所从。

　　王莽坐在皇位上，心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微微颤抖了起来，我等了二十年，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会去做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秦皇汉武没做到的我能做到，我将会成为与日月同辉的千古一帝。

　　夕阳映在他努力抑制着激动的脸上，风吹起了他的衣角，王莽端起了残缺一角的玉玺，盖印在皇帝的第一份圣旨上。

　　在公元元年前后的西汉，王莽的人气与威望那真是山呼海啸，众望所归，全国上到公卿下到农民，都一致认为只有他才能拯救日渐没落的西汉王朝。

　　在他因为政治斗争被迫闭门谢客的时候，数十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请他重新出山，上百万份奏折与请愿书摆到汉哀帝的案头，要求恢复王莽官位。

　　在他看来，商鞅变法祸害了中国上百年，使得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产生了严重的阶级矛盾，想要拯救社会的唯一办法，就是托古改制。王莽托的这个古，就是《周礼》。他即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整体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部分，官制、田制和币制。汉代官制基本承袭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国家权利被分为了行政、军事、监督三项，再呈金字塔型向下分配，层层制约，互不相扰。不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世家大族权利逐渐扩大，门阀垄断了官员替补，制度僵化，行政体系效率低下，像一个运行了五十年的发动机，已经无法再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更可怕的是，这些大家族还掌握了天下大多数的田地、金钱，蓄养奴隶家丁蔚然成风，他们的兴起，对中央王朝是一个不小的威胁。王莽把改革的手对准了这些门阀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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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废除了三公九卿制，恢复西周官制，也就是《周礼》中记载的极其复杂的内服制度。

　　这项改革是有问题的。

　　三公九卿制的确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可这不代表着西周的制度就可以解决三公九卿存在的问题。

　　就像家里的旧彩电坏了，你却换了一台新的黑白机，还不如之前的旧彩电呢。

　　所以王莽对于官制的改革是有点雷人的，用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学者型政策，太过于理想主义。

　　但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

　　王莽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居然恢复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按每人一百亩的标准将天下田地重新分配。

　　我们知道当年商鞅废除‘井田制’的原因是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大大提高，每个人的耕种面积也大大提高，井田制这种“千耦其耕”的方法适应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被小农经济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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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政策看着没错，但却有致命弱点，就是对政府力量的严重高估，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政府说到底是人组成的，人的反应不可能与市场变化同步变化，汽车要撞上，司机还不知道打方向盘，只能跟世界说拜拜。

　　果不其然，当时市场在政府百分百的干预下，出现了严重的脱轨，商业随即崩溃。

　　商业的崩溃带来的是农业的大崩溃，王莽改革瞬间变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后勤部，起义军愈发壮大，最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可此时的王莽却将矛头对准了周边国家。

　　许多人说王莽是穿越者的依据也由此而来。

　　他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名“降奴服于”，这无疑替无数管朝鲜叫“棒子”的仁兄出了口恶气。

　　可在当时，这一句斗气似的称呼带来的是无数白骨埋葬边境，各族关系迅速恶化。

　　后来民主革命时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而王莽国内改革水深火热之余还用迷之自信挑衅外邦，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想转移国内矛盾，就如同汉武帝改革，就是在对外战争触发国内巨大向心力的情况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