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

　　朱元璋不仅对本国臣子的表笺深文周纳，对外国来的表笺亦是如此。文字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走出国界，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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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自立，毕恭毕敬地上表明廷，请朱元璋赐他一个国号。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鲜”国号，李成桂又赶紧派文臣李恬为谢恩使，来感谢更国号之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为了表示恭顺，没敢用朝鲜国王的名义，而用了“权知国事”这个头衔，朱元璋疑忌顿生，认为李成桂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命人将谢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几死”，在他回朝鲜时，又不给他马骑，让他忍着伤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后更为害怕，于是又专门巴巴地派人来谢罪，在《谢罪表》中这样解释：

　　“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

　　就是说朝鲜国文化水平不高，对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这个错误，绝对不是有意的。朱元璋这才饶了他。

　　这事刚过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恭贺新春的表笺又起祸端。朱元璋认为表文中有“侮慢之辞”“轻薄戏侮”“不停当的字样多有”，扣押朝鲜使臣不许回国，还命朝鲜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来问罪。朝鲜马上老老实实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给明朝礼部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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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仅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就是说，因为语言不通，要借助于翻译，所以出现“言词轻薄”的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请大皇帝原谅。

　　这一风波还没处理完毕，紧接着又一个表笺惹了祸。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郑总到中国请求大明颁给他们诰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纣王的典故，朱元璋阅后，认为这是在讽刺他，于是说：

　　“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

　　命朝鲜国将表笺的作者以及校对人员一起押送中国问罪。使臣郑总也倒了大霉，朱元璋不但将他拘留，还“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鲜把他一家大小都押来中国。

　　这两次文字狱的处理结果，是郑总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恒、卢仁度都被朱元璋杀了头。朱元璋还在圣旨里这样教训李成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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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李成桂以权臣篡位，极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认，所以他对朱元璋一直毕恭毕敬，忍气吞声，极力讨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讽刺朱元璋。朱元璋郑重其事地在外国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