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世和入世，古代曾有这样的说法：出世向往禅宗六祖慧能;入世向往在辽金宋元之交，对中国文化发展、民族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耶律楚材。元朝政权虽然短命，但影响力不可忽视。一个游牧民族能迅速地统治中原各族，甚至奠定中国今天的版图，期间关键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曾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主张，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亦有着启迪。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 年)又名刘楚材。字晋卿，法名从源，号湛然居士。辽朝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世居燕京，精通汉族语言文化，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历法、医术。原仕金，为开州同知、燕京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 年)，蒙古取燕后，被召用，备受信任。十四年随大汗西征，常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与成吉思汗探讨。(有《西游录》一卷，记载西征的经历。)窝阔台汗(元太宗)即位后，耶律楚材升任中书令，更受器重。国家的军事政治，大小事务，窝阔台汗都要先向他请教咨询，然后才去发号施令。耶律楚材经历成吉思汗、窝阔台、乃马真三朝，均受重用，多有建树。当时的人们把他与汉萧何、唐房玄龄相媲美：“公以命世之才，值兴王之运，本以廊庙之器，辅之以天人之学，缠绵二纪，开济两朝，赍经纶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宁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济生灵，视千古为无愧者也。”古今史家多将其誉为蒙古汗国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蓝图的构画人。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在蒙古统治集团中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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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律楚材出身于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契丹贵族家庭，他所接受的系统教育源于儒家思想文化，因而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其言行始终无法超越儒家思想文化的藩篱。对于自己被委以重任，辅佐蒙古新主，耶律楚材以“治天下匠”自诩，以“安得夔龙立廊庙，扶持尧舜济斯民”自勉，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蒙古君主，建立一个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政体。当时的理学家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他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二者有相通之处，却又有耶律楚材的用心，他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衰落，在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支柱。

　　耶律楚材以恢复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但他提出了以佛治心，站在究竟终极的层面来指导人生治理国家，这样的思考不是偶然的，这和他早年学佛密切相关。

　　金章宗泰和六年，耶律楚材17岁即通过章宗亲临的考试，初入仕途，任金朝开州知县。到金宣宗贞佑二年首都迁至南京，耶律楚材被留在燕京(今北京)，任左右司员外郧。不久，燕京失守，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绝粮达六十日之久。后城被攻陷，耶律楚材从此和金政府以及家人失去联系。当时，燕京一带禅道颇盛，禅师甚多，而耶律楚材独重圣安澄和尚，常去拜访，而以祖道相叩。他引用古尊宿语录中所得，与和尚讨论。澄和尚偶而点头嘉许，他便格外得意，以为自己真有所悟。及至蒙古破城，遭受空前忧患，耶律楚材求道之心更加坚毅，遂再以前所得向澄和尚请教。

　　这时，和尚大翻前案，否定了他从前的见解。耶律楚材十分困惑，问和尚为何出尔反尔。澄和尚告诉他：以前对他认可，是因为当时许多儒者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排斥佛教。而耶律楚材作为年轻的儒者，又担任要职，对佛教感兴趣，从不甚了了的角度，可以肯定他的态度;但若要真的参究什么是，了悟佛法的真谛，这个基础还嫌薄弱，远远不够。所以否定的是他目前的见解。和尚还向他推荐了万松老人，说“万松老人者，宗说精通。宗门大匠，公能见之，自当了公大事。”在澄和尚的指点下，耶律楚材去谒见万松行秀禅师。两人相见后，机缘相投，甚为契合，耶律楚材从此专事修行：“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暑，无日不参。焚膏继晷，废寝忘餐者。几三年。误被法恩，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从源目之。其参学之际，机锋罔测，变化无穷。巍巍然若万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万顷波，莫能涯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回视平昔所学，皆块砾耳。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岂虚语哉。”

　　耶律楚材成为当时第一尊宿万松老人的弟子后，深入经藏，在建议元主施行教化方面，将佛法与世法圆融起来，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宦海沉浮中，他保持平和觉悟的心态，对元主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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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文章记载，耶律楚材得万松教诲，在被围困期间，意志坚定，与民同苦，人问其精神支柱，他回答说，是“汪洋法海涵养之力”。“湛然居士(耶律楚材的法号)年二十有七，受显诀于万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湛然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弃宿学，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尽得其道。万松面授衣颂，目之为湛然居士从源。自古宗师，印证公侯，明白四知，无若此者。湛然从是自称嗣法弟子从源。自古公侯，承禀宗师，明白四知，亦无若此者。万松一日过其门，见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万松曰：“子不太俭乎?”曰：“围闭京城，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人无知者。以至扈从西征六万余里，历艰险，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昆仑，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问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养之力也。”

　　耶律楚材从佛法汲取力量，深知佛法的智慧和魅力，在国内极力推崇佛法。一个国家是否强大，要看国民素质的高低。国民素质的提高来自正确的教化。而教化众生，启发众生的究竟思想，是佛法。《西游录》中说：“甚哉，生民之难治也!速于为恶，缓于从善(学习作恶快得很，学习为善则慢得很)。急导以善道，犹恐不悛其恶，何况迁延而有所需者乎?速以能仁(释迦牟尼)不杀、不欺、不盗、不淫、因果之诫，化其心;以老氏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然后上策于朝廷，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若然，则指太平若运掌之易也。”耶律楚材早就认识到，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需要百姓对佛法要有认识，要学习佛法中的智慧，运用这些智慧来解决问题。

　　在耶律楚材的影响下，朝野奉佛者甚多。加上他推行仁政，化解了元朝苛政，造福黎民。元主西征之前，有司上奏，建议征调五台山等地僧徒中能咒术、通武略、有膂力者，组成一支队伍，随军西征。楚材居士上谏元主说：“释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杀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证鹅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虽死不犯。用之从兵，岂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无志行。在彼既违佛旨，在此岂忠王事?故皆不可从王师也。”元主纳谏，改弦更张。

　　后来，大夫萧守中又上奏元主，要求废除佛教僧团，理由是：“沙门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国累民，必此类矣，请除之!”楚材居士为佛教辩护说：“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夺与者也。世有辛苦而饥饿者，有安逸而饱足者，修短苦乐，寿夭穷通，万状不齐，虽孔明之智，项羽之勇，颜回之贤，仲尼之圣，亦不能移其毫发，岂彼沙门能穷吾民、耗吾国耶?故万世之在天下，天与则生，天夺则死，沙门亦天地间一物耳，其亦天养之也。天且宥之，子独不容，隘亦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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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思想在《西游录》中便有所体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人心。”而在《寄用之侍郎》中，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莫如孔教。则我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在给自己的恩师的信(《寄万松老人书》)中，他写道：“治天下之道为治心之所兼耳”，意即先治心、后治国，佛教才是治国根本。尽管如此，他的思想还是受到师父万松老人的批评，老人说这是“屈佛道以徇儒情”。耶律楚材却不这么认为，他以这种思想来接引更多儒士，最后令他们导归佛教。他向万松老人解释说“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权也，……虽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仅能治天下，则为道之余滓矣!”(卷十三《寄万松老人书》)又认为“渝及弟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语。楚材破二作三，屈佛道以殉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权也。教不云乎?无为小乘人而说大乘法，弟子亦谓举世皆黄能，任公之饵不足投也。故以是语饵东教之庸儒，为信道之渐焉。”在耶律楚材看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如同鱼饵一般，是缓和三教之间矛盾关系的一个善巧，给儒士们让一个台阶，最终都是要以佛法来做心行的指导。这是他英明的一招。

　　耶律楚材自小受佛教的影响和熏陶，他说自己“余幼而喜佛，盖天性也。”成人之后又在佛门学习三年，受到佛教思想的严格训练。这与一般汉族文人士大夫以接受儒家思想训练为主为先是不同的。他受法乳滋养，也用佛子言行报效。他一生精通佛法，虽位至大臣，却并不以做官为目的，时时处处以救国救民为急务。为了阻止元军烧杀汴梁，因正谏不能令元太祖信服接受，就以“奇巧厚藏”的物欲之饵，打动了元太祖的心，使汴梁躲过之灾，至于逃俘免究，更保全了不知凡几的人命。耶律楚材的功德，不仅如此，蒙古人初入中原，原本号称要杀尽汉人，把中原变为牧场，幸而耶律楚材深明佛法，谏止杀机。究其源头，是佛法的慈悲和智慧指导了他的作为，也因此，楚材居士进入历史的视野，成为一代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