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残暴不仁、杀人成性，是暴君的代名词。然而，一代伟人毛泽东却是这样评价他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是他的对手周人给的谥号。“炀”也是残暴君主的谥号，比如隋炀帝，但与“纣”相比，还相差很远。我们可以想像，最起码周人是多么的痛恨纣王。纣王的原名是帝辛，商朝的三十一代天子，商朝三十代天子帝乙的幼子。史书记载，他“长巨娇美，筋力超劲，手格猛兽”，“资辩捷疾，闻见甚敏”。也就是说他武力超群，能用手与猛兽格斗，思维敏捷。虽然史书对他的描述有夸张的地方，但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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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位三十余年也干出了许多不凡之事。治国上，他任命费仲治政，鼓励农桑，推广牛耕灌溉技术;对待反对派贵族，他强硬削弱，比如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他大胆启用亡虏逃臣飞廉恶来;军事上，他讨伐黎国，破苏压周，东攻东夷;最后是对待俘虏，他大胆的废弃祖宗的制度，不再。无论从哪一件事来看，帝辛都不属于一个暴君，倒是一代明君。

　　牧野之战，是帝辛人生的转折点。周武王带着诸侯联军打败了貌似强大的商朝俘虏军团，帝辛被迫自杀。自此，历史上没有了商，但暴君行列中多了个叫纣王的名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帝辛的头上的罪名由最初的六大罪逐渐的增多。周朝给帝辛的一个罪名是不亲贵族。在正统史书上讲，微子、箕子和比干是商王室中的忠臣和贤臣，但不被帝辛重用。咋一看，帝辛不识人才，灭亡也是活该。事实不是这样。商王朝建立之后，其继承采用的是“兄终弟及”的制度。当然，这一制度也造成了商王室的不断内讧。其中，盘庚多次迁都就是为了削弱其众兄弟的影响，达到统治的稳定。到了帝祖甲时，其制度发生了改变，采用“嫡长继承制”。经过不断的斗争，帝乙在位时这个制度已经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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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是个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制度的改变都会影响到一群人的利益。比如说周人嘴中的三个贤人。如果按照“兄终弟及”制的话，这三个才是王位的继承者，哪能让帝辛继位。权利的失去，他们当然不甘，总想着找回自己“丢去”的东西。他们三个的实力相当大，帝辛对他们也就不会心慈手软。

　　史书记载，“微子启、胶鬲与周盟”。也就是这两个人以卖国来寻求周的支援。当周攻破朝歌，作为帝辛的同母胞兄微子的表现，让人感到讨厌。史书记载，“周武王伐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摊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此处有个看起矛盾的事，微子与帝辛是同母同父的胞兄，且微子年长。按照嫡子继承制，帝辛也没有理由继承的。其实，并不矛盾。微子出生时，他的母亲不是王后。因此，微子就是庶子。但当帝辛出生时，他的母亲升职变为了王后，自然帝辛就是嫡长子了。拥有嫡长子身份的帝辛继位就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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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辛继位，他面临的形势很复杂，特别是他的王室。为了不服的人，他破格提拔了飞廉和恶来。在那个等级分明的时代，他的做法不被世人所容纳。更何况，帝辛是个亡国之君。当然，帝辛提拔的两个人表现的相当优秀。《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一个商的国君，“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胡适曾在《说儒》中认为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应该指的是孔子。然而，冯友兰和郭沫若认为胡适的观点是错误的，武丁之后，能接受这样称赞的有一位，是帝辛。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驳说儒》中这样写到：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同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甚至都是说的过去的了。如果不是商出了叛徒，商的主力东征东夷，周哪有空子可以钻。如果周没有空子钻，帝辛的历史评价会有另外一番景象。此时，笔者想起了隋和明。隋朝的时间不长，两位皇帝被黑的一塌糊涂。同样，李成梁养大了努尔哈赤，清朝吞了明，且修了《明史》，将明朝皇帝黑了一个遍。对于帝辛所受到的攻击，孔子的弟子自贡曾说：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天下之恶皆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