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至，胤禛奉康熙之命去南郊代父祭祀。十一月十三日，已经病危的康熙突然派人将胤禛从斋所召到畅春园。

　　在胤禛未至畅春园之前，康熙命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发口谕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等胤禛从斋所急速赶到御榻前时，康熙还能说话，告诉胤禛自己病情已经很重了(“病势日臻之故”)。胤禛含泪劝慰。当天夜里，康熙在畅春园寝宫内驾崩。胤禛“哀恸号呼，实不欲生”。这时隆科多向胤禛宣布康熙遗诏，命之继皇帝位。胤禛“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胤祉等皇子向新皇帝叩首，劝他节哀。胤禛这才勉强站起，办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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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胤禛原来不是说先皇在去世前夕留有传位给他的遗诏吗，而且还有遗诏的实物原件在，这里怎么又只有口谕呢，而且还是由隆科多转述的口谕?当然，这可以解释为：康熙弥留之际，已经无法亲笔书写遗诏，后人所见的遗诏原件，是根据康熙的遗嘱(口谕)而写的，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就算这一点能说得通，可是，胤禛所叙述的遗诏宣示过程，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依胤禛所说，在他未到之前，康熙已经对诸皇子和隆科多宣布了传位皇四子的口谕。那么，胤禛一旦到场，总会有些人争先恐后地要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知的——这可是了不得的拥立之功啊!就算知情者们都有所忌惮不敢说，当时还有力气说话的康熙，也应该在见面的第一时间告诉胤禛。然而，从胤禛赶到畅春园，到康熙咽气的几个小时中，不管是康熙本人，还是据说已经听过“口谕”的其他人，居然都守口如瓶。直到康熙宾天，才由隆科多转述“遗诏”，而胤禛呢，真仿佛大梦初醒一般，“闻之惊恸，昏仆于地”。

　　有趣的是，不但是胤禛聆听诏书之后“昏扑于地”，好像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已经知情”的其他皇子，表现也不正常。皇九子胤禟，在胤禛哀痛之时“突至朕(胤禛自称)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皇八子胤禩呢，“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按照《大义觉迷录》中的说法，胤禩、胤禟不是几个小时之前就知道胤禛继位的事了吗，即使有吃惊、愤怒的反应也该是在当时就表现过了，怎么反而表现在此时呢?综合种种疑点，胤禛很可能在撒谎。合理的解释是，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胤祹、胤祥这七个皇子在康熙弥留之际虽然也在现场，但实际上并没有听到传位的口谕，他们也是听隆科多转述了所谓康熙的口谕，而并非听康熙临终时所说。那么，隆科多何许人也?这个关系到大清帝国前途命运的传位口谕(或说传位遗诏)，竟是由他一人“听到”并且转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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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科多(?—1728年)，镶黄旗人，康熙舅父佟国维之子，康熙皇后佟佳氏之弟，后来有一段时间雍正曾称之为“舅舅隆科多”。隆科多在康熙晚年受到重用，为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掌握着京师卫戍部队。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以退为进、暗中发力的胤禛可能早就与隆科多来往密切，并把他拉拢过来了。有研究者综合《清圣祖实录》《大义觉迷录》及《永宪录》的有关材料，勾勒出康熙去世的那一天(十一月十三日)事变的轮廓：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了畅春园之后，隆科多得到某些内侍的协助，在康熙药品或是食物中投放了致命性的毒药，使康熙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一方面对朝臣们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特别是“皇八子党”成员胤禩、胤禟、胤等，急召至畅春园，对他们进行了变相。

　　可以推测的是，皇子们虽然名为“侍疾”，但此时康熙已处于昏迷状态，他们根本不可能听到父皇的口谕，而隆科多则可以声称，康熙昏迷前曾对他口授传位诏书，但还是等待皇帝清醒时由其直接向皇子们口授，更为信实、妥善。然而实际上，康熙已经失去恢复神智的希望了。总之，胤禛捏造的传位于他的所谓口头遗诏，直拖到康熙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传达。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对胤禩、胤禟等人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产生了前述的激烈反应。大多数皇子应该能判断出真相，但是在武力胁迫下，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由皇三子诚亲王胤祉领头叩首。胤禩、胤禟最后也只能坐视事态的发展，因为北京城郊内外这时已是“铁骑四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局势再也不可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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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一派学者认为康熙晚年未必是想将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祯，而正是希望传位给第四子胤禛，胤禛是“合法继位”的。如冯尔康的《雍正传》认为，“康熙生前比较看重他(胤禛)的情况分析，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史松的《康熙朝皇位斗争和雍正继位》认为，康熙令胤祯西征，实际上是分其党羽，而非委以重任、意欲传位于他。张羽新的《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则认为康熙是因宠爱胤禛之子弘历而传位于胤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