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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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

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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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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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

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