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7年，在明朝万历皇帝继位五年后，朝廷发生了件大事，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按祖宗规矩，朝廷官员应辞官回籍守孝三年，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说是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这段时间内，需在父母坟前搭个简陋小屋，每日祭拜，不许娱乐，甚至不能事。这称之为“丁忧”，正当忧伤的时候。丁是“当”的意思。

　　本来这不是件大不了的事，但张居正以皇帝“夺情”为由，破了这个规矩，就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而所谓“夺情”呢，是指皇帝以工作需要为由要求大臣尽忠，挽留大臣不要回籍守孝。就是以尽忠夺子女对父母尽孝之情。毕竟尽忠比尽孝更重要不是?忠孝不能两全时，就优先尽忠。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对这事有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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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优’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万历皇帝)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黄仁宇多半相信“夺情”是出于张居正的意思。所以他继续写道：“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

　　总之，最后朝廷不少官员到张居正宅第请愿劝说他不要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张居正不听。然后，他们又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但万历却下旨严惩参奏张居正的官员，廷杖、下狱、流放，不一而足。最终，张居正得以戴孝之身继续任职。

　　张居正三次上书请辞，万历三次驳回明显是演戏。与赵匡胤三次推让皇袍加身一样地虚伪。看来，不仅臣子会配合皇帝演戏，皇帝也会配合臣子演戏。但肯定是非常厉害的权臣，皇帝才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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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皇帝当时已继位五年，照常理把张居正换下来，换上个完全受控制的自己人更顺当。张居正父亲死了，正好是个机会，按老规矩就可以顺理成章让张居正退了。但张居正权倾天下，官员的任免治罪全由他经办，为万历巩固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人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万历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也想打破老规矩。他想废长立幼。这就不好办了。

　　张居正肯定不想回家赋闲。一则权力上瘾;二则他得罪了不少人。如果失去权力，有安全之虞。他肯定给万历皇帝透露过或暗示过他的意图。万历皇帝一权衡，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

　　万历皇帝不敢与张居正撕破脸皮。一则他的权力还没有完全稳固，需要张居正在立储问题上支持他;二则如果撕破脸皮将张居正治罪，就破坏了两人的合作，等于说自己否定了自己这五年的政绩，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最多旁敲侧击一下，捅一二个可能牵涉到张大人的案子出来，牵制一下张居正，引而不发。但张居正有的是反击手段，随便拿出个皇亲国戚侵吞国库的案子出来，不怕把事情搞大，就能吓住万历皇帝。两人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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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可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不到半年，就把张居正打成“阴谋家”，说他专横跋扈，以权谋私;当初夺情慰留，完全是受了张居正的诓骗。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又下令追夺他“文忠公”的谥号;罢免了一批当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朝臣;把他儿子贬为庶人，还抄了张居正的家，害得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可见两人貌似融洽，实则积怨颇深。

　　可以料想，如果张居正活得够长，又不让权，君臣二人迟早也会火并。没办法的事。绝对的权力就会是绝对的腐败和不停地绞杀。谁也摆脱不了这个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