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执政期间勤勉勤政，勤勤恳恳，但却落了一个亡国的下场。

但是仔细想想崇祯并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即使内有农民军四起，外有清军铁骑扰边，但在朱由检和朝臣兢兢业业维护王朝的治理下，崇祯中期甚至一度出现中兴迹象，然而这好不容易才攒出的一手好牌最终却被打烂，其主要原因便是“攘内必先安外”的正确政策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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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继位之后不足三月，便以雷霆手段铲除了把持朝政数年的魏忠贤，致使朝堂气象一新，既建立权威、收回权柄又快速稳定了人心。而后不久，明朝半个世纪积攒的毒瘤终于爆发，在中国北方再次大面积大旱的背景下，崇祯元年由陕西爆发了整个北方农民大起义。

崇祯二年，清军方面皇太极在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无后顾之忧时，改变战略率军绕道蒙古突入京师，此举对于刚刚组建的崇祯朝廷来说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崇祯一朝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展开。

朱由检虽向群臣展示出这个少年天子异于常人的雄心和决断，在这种纷乱时局中满心想将明朝脱离死亡的边缘，但其性格能力却难以拯救极速恶化的形势。

崇祯八年十月，农民军在河南荥阳会师后突破官军防线，攻克大明龙兴之地凤阳，焚烧掳掠皇陵，明廷举朝震动，迫使朱由检痛下罪己诏。

崇祯九年六月，皇太极领兵十余万绕道蒙古突破长城喜峰口，入关直逼京师，“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六”，明廷上下为其撼动，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

崇祯十年二月，清军攻占朝鲜后迫使其成为附属国，再加上毛文龙死后东江镇的溃散，至此，明廷在辽东一带除关宁锦防线已无任何牵制清军的势力。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朱由检火速提拔正处丁忧的杨嗣昌继任兵部尚书一职，依托其制定的一系列举措迅速稳定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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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汉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

1“攘内必先安外”的提出

杨嗣昌是协助朱由检带领明廷走出困境却又陷入难处的具有极大争议的人物。

朱由检在崇祯四年即将处死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时，便发现了其子杨嗣昌有才有骨气，随后不仅免了杨鹤死罪而且多次留意关照杨嗣昌。

崇祯七年九月，便将其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不久杨鹤病死，杨嗣昌辞官归乡丁忧。但此后不久，毛文龙曾经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引导金军进攻山东半岛等地，塞外漠南蒙古十六部也与后金盟誓，共尊皇太极为汗。

内忧外患之际，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九年十月朱由检便迫不及待的起用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甚至常叹“用卿恨晚”，一切军政事务都会听取杨嗣昌的意见。

杨嗣昌也没有辜负朱由检的期望，上任后便一心为国建言献策，提出了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来清剿农民军，同时又提出三点规划来保障剿匪事业的成功进行：

其一为大政方针：攘内必先安外。主张与后金议和，调集精锐解决内部叛乱后，再与后金决战：

其二为解决实际军需：足食方能足兵，采取采取因粮、溢地、事例、驿递等四个途径筹措军饷：

其三为制止流民成贼：保民方能荡寇，下令各州郡县训练兵士守卫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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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项政策虽然难免有一番书生意气，如限期限域围追堵截农民军就使得大量将领军士苦不堪言，但正因如此却也收到了极为突出的成效。

崇祯十一年二月，长期流窜于湖广一带的张献忠和刘国能等部，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向官军投降。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孙传庭将李自成打败，其落魄到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区之中。

明廷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取得了这一系列的胜利，将农民军逼入绝境，剿匪事业可以说已经取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了，明廷崇祯一时中兴迹象已显。

但真正的成功是必须是百分之百，只需百分之一的不足便能导致失败，而这个百分之一正是“攘内必先安外”政策实施的失败。

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一字子微，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中国明朝后期大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