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帝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而关于所谓的怠政的表现也存在巨大的质疑。种种迹象表明，清人所编写的《明史》问题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后代在修前代历史的时候，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要有所隐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年代不长，所有隐没的地方，后人在读史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并了解，从来没有像《明史》这样，隐没一代史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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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万历以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一个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

　　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为消除人们对明朝的归属感，对明史进行了隐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点，以偏盖全，诋毁明朝皇帝的形象。另一方面，参与编写《明史》的东林党残余势力，从自己党派的立场出发，维护党派的利益，将明末党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歪曲，对涉及到人和事按照东林党的是非对错标准进行评判，有失公允。

　　“不朝”和“不见”的质疑

　　关于万历帝不上朝的说法，不少人提出质疑。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现今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从《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帝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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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帝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加以，事无巨细，几近絮叨，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万历帝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帝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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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帝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帝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而“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