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登勤政楼，追念往昔繁华;宋徽宗赴白矾楼，密会李师师……这两栋古代著名的“高层建筑”，被野史轶闻渲染得令人神往。其实，故事也为我们探究唐宋城市的管理制度及其演变提供了线索，那时候，高楼可不是随便建、随便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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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楼，位于唐代都城长安东侧“三大内”之一的兴庆宫西南，据说是唐玄宗为了表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而专门建造的。建筑为二楼连体结构，两侧分别题有“勤政务本之楼”和“花萼相辉之楼”。白矾楼(后改名丰乐楼)则是北宋东京(今开封)与宫城东华门隔街相望的一座酒楼，经营有方，闻名遐迩，顾客盈门。两者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因都与皇帝搭上了关系，成为文人笔下的逸闻与野史。

唐代都城，普通居民建楼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因此富商大贾即使家财巨万，若想追求私人住宅的华丽壮观，也只能是在装修上下工夫，而不能起楼。对因为扩大经营面积而建造楼屋的邸店，也一律严加处罚。普通民居更是不能高于宫城的建筑，否则就是违反了法律。如果登高而俯视宫中，则判徒刑一年，若俯视殿中，处罚还要加重。当然，那些目无法纪的公主、贵族、高官，大肆建造别墅豪宅，肆无忌惮。如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长宁公主下嫁时“造第东都，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武则天时的权臣许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

宫城和皇城的建造是不受限制的，各主要城门也都建有城门楼。皇帝平时身居宫中，当有重大活动时，如：即位、立太子、大赦和赏赐、送行和迎接、国家祀典、节庆娱乐、宣慰和献俘仪式以及有关佛事的活动等，都会现身不同的城门楼。史载，唐太宗曾在承天门(楼)宣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唐睿宗即位后，曾在承天门楼上宣布大赦;唐玄宗曾在开远门楼上观看献俘仪式;唐宪宗曾御驾通化门楼为李吉甫饯行……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携杨贵妃、杨国忠及公卿卫士仓皇出逃，途中遇马嵬之变，大宦官李辅国联合禁卫军将士杀死杨贵妃和杨国忠，回兵北上拥戴太子李亨即位，遥尊已逃到蜀地的唐玄宗为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父子重逢，两相尴尬，在李辅国的主张下，将玄宗安置在偏离政治中心的兴庆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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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了帝位，也失去了爱妃，“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郁郁寡欢的太上皇登临西南隅勤政楼，俯视着对面喧嚣热闹的东市，观看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思绪万千。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看见昔日“三郎天子”，不禁怀念开元天宝时的盛世辉煌，喜极而泣，感慨万分“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众人仰视楼上，“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杜阳杂编》)。群众的，却引来了肃宗和李辅国的警惕，为防有变，将玄宗迁往大内，又将身边的亲信如高力士等流放远方，彻底截断了玄宗与民众的联系，虽然联系的方式只是高居门楼上的互动。不久，玄宗抑郁而亡。看来，贵为太上皇，楼也不是随便能登的。

白矾楼与皇帝也是有一段历史因缘的。白矾楼只是北宋都城开封府中七十二家正店之一。北宋东京商业性的酒楼、歌楼，遍布城中大街小巷，可以千万数，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东京梦华录》卷二)，马行街“夜市酒楼极繁盛处”(《铁围山丛谈》卷四)，各具其妙，各展风采。而白矾楼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具匠心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它的不同凡响。

白矾楼位于东京景明坊，与进出大内的东华门隔街相望。楼的名称“或者以为楼主之姓，非也。本商贾鬻矾于此，后为酒楼。本名白矾楼”(《能改斋漫录》卷九)。酒楼客人主要是来往京城的商贾，但也不乏进城公干的官吏、军将，人气极旺。

  酒楼的装饰和经营方式独领京城时尚，楼群的格局是“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明人冯梦龙所辑《古今小说》中“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一篇中提到白矾楼：“原来秦楼最广大，便似东京白矾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閤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桌凳。”可见规模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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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繁华富丽的大酒楼，却还有违章建筑，其中“内西楼”最高处可“下视禁中”，即可以登高临视大内。不管是唐律还是宋律，都有明定，俯视大内是要判刑的。唐朝长安宫城两侧都是宽阔的街道，民居不许向街开门，对起楼有严格的限制，不仅是临视大内要判刑，私宅起楼临视别家住宅，也会遭到投诉。曾有李晦，虽贵为宗室，但私宅所盖的楼可以俯瞰邻近的酒肆，酒肆老板特地等候李晦，对他说：“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旧唐书》卷六)，李晦当天就拆毁了自家的楼阁。不过，白矾楼并没有因此遭到毁拆，只是“禁人登眺”，限制顾客而已。看来，因为唐宋城市管理的尺度有了天壤之别，坊间盛传的宋徽宗通过秘密暗道与李师师幽会于矾楼，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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