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而且被生擒，只是凭一时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汉书·匈奴传》)后来，“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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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李广自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但实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最后还因违反军纪，延误战机，而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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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在这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战果辉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得奖赏。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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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遇，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人们对他的过多的感伤和仰慕，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故而《史记》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他同情失败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屈原、项羽、韩信、贾谊、李广等等，这些人的传记成为《史记》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对那些成功的人物，如汉高祖刘邦、卫青、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如对于汉匈战争勋最为卓著的卫青、霍去病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相对感人至深的《李将军列传》而言，记录卫、霍二人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就极显平庸，论者甚至有谓“不值一钱”的。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直接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