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魏国分三路进攻蜀汉，魏将邓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阻击邓艾。诸葛瞻在绵竹战死，魏军进而逼近成都。这时，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还在成都以北的剑阁驻守，毫无损伤。后主一听敌军逼近，慌作一团，不知所措。急忙召集大臣商议。

　　有人建议后主逃向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及云贵部分地区)，有人建议东投孙吴。光禄大夫谯周力主降魏，后主最终采纳了降魏的建议，反缚自己的双手，出城向邓艾投降，并根据邓艾的命令，下令蜀军全部投降。

　　刘禅投降的当时就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投降。反对最激烈地要数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刘禅采纳谯周的建议，决定投降的那一天，刘谌愤怒地说：“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听。于是刘谌先杀了妻子和儿女，最后又自杀。对于刘禅不战而降，人们评价历史时大都持反对意见，唯独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认为刘禅的投降是以全国为重。那么，刘禅为何在蜀军主力尚存的情况下，决心投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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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魏国三路进攻，使得蜀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在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263年秋天，魏军 16万人征蜀，钟会率军攻取汉中，姜维败守剑阁。钟会重兵 屯驻在剑阁城下，一时难以攻下。邓艾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率军从阴平由小路经汉德阳亭到涪城，离剑阁以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用奇兵攻击防守虚弱的成都。在这种情况下，耽于享乐的后主刘禅，对抗战已经绝望，认定蜀国灭亡是早晚的事情。

　　其次，邓艾率领精兵万人，长驱直入，不战而降蜀国江由守将马邈，一战而杀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突然兵临成都城下，对蜀国君臣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正如《三国志》所记：“景耀六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总之，邓艾的奇袭之术彻底击溃了蜀国人的心理防线。

　　以上可以说成是威逼，除了威逼，还有魏国的利诱。

　　魏国虽然兵分三路进攻，但主力部队实由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在攻取汉中以后，钟会在发表的一篇告示中，论证了抵抗必败的理由，列举了投降魏国而被任用的事例，劝说蜀国人“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钟会的宣传是有效果的。在大臣会议上，谯周力主投降，告诉刘禅说：“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刘禅拿不定主意，谯周又上书说：“原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就这样，在利诱之下，庸懦的刘禅下定了投降的决心。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邓“艾至成都，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执节解缚焚榇，受而宥之。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邓艾“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 邓艾在263年的十二月上书司马昭时，依然坚持：“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於京都，吴以为流徙，则於向化之心不劝。”总之，魏国的利诱消除了蜀国投降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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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国内政局的不稳，使得蜀国认为抗战难以持久。在大臣会议上，力主投降的谯周，针对南奔的主张，驳斥道：“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认为如欲难逃，恐怕会在途中，发生不测事件。

　　大臣会议后，刘禅拿不定主意，针对南逃的主张，力主投降的谯周又在上疏中补充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认为南方的少数民族会发生叛乱，不会跟随刘禅抵抗魏军。此其四。

　　其五，吴国的衰弱使刘禅放弃了投吴的念头。魏蜀吴三国之中，魏国最强，吴国位居第二。但孙权死后，吴国政局不稳，朝政日非，使得吴国迅速衰落，难以抵挡魏国的攻击，早晚必亡。在这种形势下，吴国和蜀国虽是同盟的关系，在蜀国看来，投吴的结果，依然是要被魏国所掳，还不如趁早投降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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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蜀国是战是降的决定权掌握在刘禅的手里。如果刘禅有刘备之风，也绝不会投降。可惜的是，刘禅一向贪图享乐，没有雄心壮志，他老爹当年东逃西走，东征西讨的生活他可过不了。加之，此时已是60余岁的老翁，经不起折腾了。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顾历史的骂名，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投降之路。

　　刘禅的投降，从客观上说，加速了西晋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减少了战争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破坏。魏蜀吴三国之中，魏国最强，人才最多，北方的魏国统一全国是历史的总趋势，虽然蜀国如若抵抗到底，还能够苟延残喘几年，但终究无法永远割据一方。刘禅的投降，从他个人来说是耻辱，是无能的表现，但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