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1年7月，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一统中原的愿望，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亲率大军攻大陵河城。

大陵河城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户，明朝以祖大寿为总兵率一万六千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祖大寿弹尽粮绝，为了城中一万六千将士与三万百姓的安危，祖大寿投降了。皇太极对于祖大寿极为礼遇，不顾他人的劝阻接受了祖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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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皇太极所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回到锦州城的祖大寿，彻底断绝了与皇太极的联系，甚至顾不得为质的儿子祖可法以及部将三十余人的性命。

面对祖大寿“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依然厚待祖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十年之后，清军进攻战略要地锦州城，守卫锦州的依然是祖大寿。 

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攻下锦州，就好比是一把利剑直抵明朝的咽喉。皇太极决定屯兵义县，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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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塞上之兵，莫劲于祖大寿之兵”的形势，皇太极悉心采取了《三国志》曹丕的话：“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

明朝降将张存礼也为皇太极献上了一计：将明军内部的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里应外合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取锦州城。

皇太极的对手依然是祖大寿，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这次围困让祖大寿又想起十年前的大凌河之围。

与大凌河城一样，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城内还有部分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可谓内忧外患。 

崇德七年农历二月十八，洪承畴在松山被俘，松山失陷，祖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祖大成和祖大乐的劝导，无奈之下于公元1642年农历三月八日再次投降清军。

这一次皇太极依然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被皇太极的诚心所感动，真正的投降了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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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次投降是祖大寿无奈之下的背叛，那么第二次他就算得上是真心归降了。那么，面对祖大寿第一次投降、背叛，为何皇太极还要再次招降祖大寿呢?

皇太极深知祖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祖大寿抗清二十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祖大寿是一代满人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

而且对皇太极的雄图大业来说，锦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重镇宁远。宁远总兵、辽东提督吴三桂统率了关外明军，成为清军的最大阻力。

但是，祖大寿却是吴三桂的舅舅，可想而知，祖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皇太极招降祖大寿的真正目的其实就为了吴三桂，就像欧阳修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