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正月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对于胡惟庸而言，可谓咎由自取。问题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庞大的“胡党”，因此受到牵连的“僚属党羽”成千上万。没有料到的是，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诬陷为“胡党”，一场大祸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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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皇帝的侍从学士，随侍左右，有很多当面进言的机会，而且“直谅不务文饰”—实话实说。朱元璋很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对他说“卿可参大政”，希望他担任政务官。宋濂立即顿首力辞：臣没有其他长处，只会用文墨议论服务皇上，一旦出任政务官，没有功效，恐怕辜负皇上。所以一直到洪武十年退休，他仍然是侍从学士而已。他虽然“直谅不务文饰”，却很注意保守宫禁机密，郑晓《皇明名臣记》说：宋濂严守秘密，从不泄露和皇帝的谈话，向皇帝提交书面意见之后，马上焚毁底稿。为了防止官员向他打听皇上旨意，他在办公室悬挂“温树”二字，有人问道朝廷事宜，就指着“温树”二字，闭口不言。如此操守，朱元璋是很欣赏的，当面表扬他：“景濂(宋濂号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

　　宋濂退休时，一向吝于奖赏的皇上，特别赏赐《御制文集》和罗绮衣料，对六十八岁的宋濂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一生谨言慎行，俯仰无愧，被人们尊称为“太史公”的宋濂，从此可以安度晚年，悠游林下，消受御赐的“百岁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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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于洪武年间的官员来说，尤其是这样，几乎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政治风暴的席卷，正如万斯同所说：“士大夫朝簪绂而暮累囚。”宋濂自然也不例外。

　　洪武十三年正月春节期间，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对于胡惟庸而言，可谓咎由自取。问题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个人，而是庞大的“胡党”，因此受到牵连的“僚属党羽”成千上万。没有料到的是，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诬陷为“胡党”，一场大祸来临了。

　　当初，朱元璋为了感谢宋濂，主动提出任命他的儿子宋璲为中书舍人，孙子宋慎为礼部官员，并且亲自调教他们，还笑嘻嘻地对宋濂说：卿为朕教导太子、诸王，朕也教导卿的子孙。每次上朝，见到步履艰难的宋濂，朱元璋总是叫宋璲、宋慎扶掖，一时传为美谈;“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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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好景不长，宋慎以莫须有的“胡党”罪名被处死，宋璲受到“连坐”一并处死。被朱元璋誉为“纯臣”的宋濂也难逃厄运，逮至京师判处死刑。马皇后听说此事，大为惊讶，劝谏道：老百姓家为子弟延请教师，尚且能够以礼全始终，何况天子!而且宋先生早已回乡家居，必不知情，希望手下留情。朱元璋根本不听。次日，帝后二人一同就餐，马皇后不碰酒肉，朱元璋询问缘故，马皇后回答：“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一向尊敬皇后的朱元璋听了为之恻然，投筷而起，决定把宋濂的死刑改为流放，发配四川茂州(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茅汶羌族自治县辖区)。虽然逃过一死，但是千里迢迢的流放，对于自诩为“俯仰无愧”的君子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已年逾古稀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茂州，就死在了夔州(今重庆奉节，近巫山、云阳)。那是洪武十四年五月，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