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际，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统的年代更能拥有发挥自己才华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那样，此地不合则另走一家。因此，东汉末年事实上是一个人才大流动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谋得终生的富贵和死后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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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一直在隆中隐居，从来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诸侯那里毛遂自荐;与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样为东汉末人杰的庞统却是自个儿跑到刘备那里去的。诸葛亮沉静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书桌前，好像算准了刘备会来一个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

　　其实，如果我们想起庞统自己跑去找刘备，却因为外表不佳而备受刘备冷落时，就可以明白诸葛亮为何隐居不出，不主动地寻找主人——他要的是一种机缘和地位，只有当刘备三顾茅庐并聆听其教诲后，诸葛亮才能以一个比刘备年少近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为刘氏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很难想象，假如当年诸葛亮自己跑到新野县追随刘备，刘备会对他有多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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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的灭亡是迟早问题。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样，东汉灭亡之后，割据的群雄必然要为万里江山拼个鱼死网破。刘备以其颇有嫌疑的虔诚邀请诸葛亮加入了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小集团，诸葛亮以他对天下重建的长期思考结果立即打动了刘备，成为他最大的砝码。诸葛亮的设想是曹操占据天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诚不可以争锋矣;而江东孙氏，国险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为外援而不能图之。因此，刘备最好的办法是结束多年的颠沛流离，占有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最佳选择是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如同汉高祖当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样，只有占据了益州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将来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钱。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想法，而且也是一个很具操作性的想法。事实上，正是这一想法，使刘备从此摆脱了寄人篱下的悲惨处境，虽然仅有一州之地，但也足以三分天下了。

　　诸葛亮在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时，曾再三告诫他的兄弟要看好家园，他将来还要回来。而多年以后，当他位极人臣，身为蜀汉的第二号人物时，他在给后主的奏章中又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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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诸葛亮再也无法回到青年时的隆中了，但他希望子孙能够自食其力，囿于农桑。这到底说明了诸葛亮性格的淡泊(他曾说过“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话)，还是说明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根本没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从事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之的事业?

　　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以现代企业为喻，对诸葛亮和他一生的事业作了一个形象的定位分析，他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