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顾名思义，就是为活着的人立祠，以示感戴和崇仰之情。早在西汉就已出现了这一事物，汉文帝时，栾布为燕国相，燕、齐之地百姓为其立“栾公社”；汉武帝时，石庆为齐国相，齐人为其立“石相祠”。此后，生祠这一独特形式一直延续下去，以至于在唐代，国家不得不出台法令，对官员立碑立祠作出限制。到了明代，由于生祠泛滥，更是引发顾炎武无限感慨，“今代无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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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生祠，不能不提到明末各地为魏忠贤广立生祠的闹剧，这也是导致生祠在后世变得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的原因，但其实，历史上不少名人都曾被百姓立祠纪念。例如，苏东坡在出任登州、杭州知州时，两地百姓都曾为他建立生祠。狄仁杰在担任宁州刺史、彭泽县令、魏州刺史期间，三地百姓也都曾为其立祠，特别是有关魏州生祠立与毁的故事，更具戏剧性，也更引人深思。

　　公元696年，契丹攻陷冀州，为稳定局势，武则天下令将此前由于受人陷害被贬至彭泽县令的狄仁杰调任与冀州相邻的魏州刺史。狄仁杰到魏州后，果然不负重望，迅速稳定了军心民心。此后，他广行仁政、政绩斐然，不久被提拔为幽州都督，之后又调到中央，恢复了宰相职务。狄仁杰离任之际，魏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绩，继宁州、彭泽之后，为他建造了第三座生祠。

　　为狄仁杰建生祠，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显然也是一大美事，代表了百姓对他的感激与爱戴。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美事却在后来出现了戏剧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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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仁杰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狄景晖。这个狄景晖，后来也到了魏州做官，担任司功参军，掌管官员考课、祭祀礼乐等事务。可惜，狄景晖在魏州任上“贪暴为虐”，魏州百姓不堪其苦，“恨屋及乌”，竟愤而捣毁了其父狄仁杰的生祠。

　　当然，狄仁杰的生祠虽然被魏州百姓在激愤之下捣毁，但善良的魏州百姓在情绪宣泄之后，对狄仁杰并未忘记。开元年间，狄仁杰的生祠得以重修，此后又因安史之乱受到破坏，但在元和年间再次修建，其碑至今留存，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狄仁杰生祠的立与毁，给了人们很多感慨与思考，不少人更是将狄景晖作为古代“坑爹”的典型。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特意辟条“名父之子多败德”，列举了包括狄景晖在内众多名人之后“坑爹”的典型。也有不少人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外乎这几点：一是过于优越的家庭地位和条件，却使子女不知如何承受，反而造成价值观扭曲、忘乎所以，成为飞扬跋扈的“衙内”；二是父母名高位重，反而无暇管教子女，或是过于溺爱，致使其放任所为；三是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没有人生压力，不知生活艰辛，且缺少奋斗目标，反而陷入人生迷茫。古人曾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对比此类“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情形，可谓发人深省。

　　但是，狄仁杰生祠的立与毁，除了狄景晖的因素，还有一个力量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魏州的百姓。想当年，因为感念狄仁杰的功绩，魏州百姓满怀崇敬地为他建造了一座生祠；然而，仅仅由于狄仁杰儿子的胡作非为，魏州百姓又毫不犹豫地毁掉了这座生祠。百姓的力量，在此显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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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人们其实一直都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是，道理虽然看得透，能不能遵从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水的力量往往蕴藏在平静之中，平常人们看到的只是水的平静，却忽视了水的力量。而待到水波不宁、狂风骤来，却已为时过晚、不可弥补。另一方面，百姓又是最实际、最朴实的，小到一座生祠，大到一个政权，得到百姓的拥护，百姓就会不遗余力地捍卫它；而一旦失去民心，不管曾经多么强大，也摆脱不了一朝轰然坍塌的命运。纵览历朝历代兴衰，又有哪个统治者不是口口声声以民为天，又因为漠视百姓疾苦而仓皇辞庙？百姓的力量最可敬，也最可畏。这，正是狄仁杰生祠立与毁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