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刘奭，之所以名闻后世，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出了个“昭君出塞”的故事。刘奭生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是汉宣帝刘询的长子，西汉第十一位皇帝，她母亲是恭哀皇后许平君。刘奭出生后数月，其父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两年后，许平君被霍光妻子霍显毒死。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八岁的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

　　汉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通音律，少好儒术，为人柔懦。在位期间，因为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大汉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只是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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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元帝继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8年)，改年号为“初元”。汉元帝在位期间，因为有宣帝朝的基础，汉朝仍然强盛，但此时也成为衰落的起点。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汉宣帝临终前，已为汉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由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汉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汉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师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罪”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便能看出汉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汉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而汉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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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也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汉元帝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由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汉元帝虽为天子，但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汉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汉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在后宫，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昭君出塞让汉元帝惊悟国政混乱，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就是汉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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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东北)。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

　　司马光这样评论汉元帝：“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