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中国皇帝中，有作为的不少，但在其统治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建材，发挥出超群智慧者并不多。唐太宗李世民正是这个“不多”中的佼佼者，他之所以能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生平时代，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与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曾有一个千古流芳的比喻，他把自己比作玉石金矿，把大臣比作良工巧匠。那么在唐太宗的人才库中最杰出的当首推敢于犯颜强谏的魏征。唐太宗曾经这样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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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作为一代名臣，其谅真坦率，敢于谏诤，历来都被人臣者推崇和仿效。那么究其一生：他少时孤贫，曾为道士。隋末投瓦岗军，李密失败，随其降唐。先为太子(建成)洗马。唐太宗即位，历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曾责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回答：“如果李建成早听我的，就不会有如今的下场。臣下为主尽忠，没有过错。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了霸业，但之初他还射中过公子小白的带钩呢。”唐太宗对他的耿直十分的赏识，随后便委以重任。

　　作为一个政治家，魏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现实的头脑。《谏十思疏》是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劝戒书。文章深喻哲理，词锋犀利，发人深省。唐太宗读后大为赞叹，深为魏征的直言精神所感动。唐太宗与魏征能够相互的尊重与信任，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两人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对政治危亡的认识。这才使得魏征的政治智慧能够得到更深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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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写道：“唐人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提出“兼听”这新命题，无疑是一种卓越的见识。魏征的思维方式具有辩证法的特征，能够全面的看问题。这首先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选拔、任用人臣的方法和标准上。选拔、任用人臣首先得对他作一番全面的考察：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历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关起所言，穷则管其所不变，贱则管其所不为。然后根据他的才能加以选择和任用，让他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长处。

　　魏征和唐太宗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对白：魏征说：“臣希望只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唐太宗不解的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不同之处吗?”魏征回答：“古代尧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桀的臣子关龙逢，殷纣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光辉的声誉，子孙相传，国运无穷。忠臣本身遭难被杀，君主落得个昏庸残暴的罪名，国王家灭，只不过取得个空名罢了。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区别。”唐太宗听后大家赞赏。共同的政治思想使唐太宗和魏征在长达十七年的合作中配合得如此默契。这样的合作对奠定唐王朝鼎盛繁荣之基础的贞观之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藉此，唐太宗终能成为一代英杰之君!魏征的慷慨之志也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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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在太极宫中的凌烟阁内存放了画家阎立本为功臣的画像。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二十四人。当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常常的到凌烟阁内去看他的画像。有一次还情不自禁的做了一首诗：劲条逢霜摧美质，台兴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无限哀思和怀念。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战争异常的艰苦，当得班师回朝后，唐太宗曾惆怅的说：“如果魏征还活着，我会有这一趟辽东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