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作为乾隆、嘉庆朝的重臣，给人一直都是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正面形象，特别是和纪晓岚联手智斗和珅、诙谐“调戏”乾隆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历史上的刘墉果真如此吗?

　　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便从儒家经典中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营养，这些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官僚队伍中去，因此，这些人的气节如何，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整体素质，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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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做到为民请命的封建官吏，实在是少之又少。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一直声闻天下，《刘文清轶事》中记载：“刘文清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而自从进入中央机构后，却来了个一般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世故。

　　实际上，当时的许多大臣也大多和刘墉一样无所作为。如刘墉的好友、协办大学士朱珪也采取的是滑稽自容，朱珪晚年喜欢经常闭目养神。门生故吏来看他，他总是倚靠着桌子坐着，用拐杖支撑着脑袋，他与人谈话也不睁眼睛，说话喜欢诙谐。

　　像刘墉、朱珪这种处事方式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其出现自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雍正乾隆年间极端强化，臣下追求令名的思想也大受打击。雍正帝就担心官僚沽名钓誉，不能实心实意为自己效力，所以公开反对官僚好名。他曾经臣下说：“为臣不惟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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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到了乾隆朝更是进一步深化，乾隆帝对臣僚的好名习气防范超过雍正帝。在他看来，臣僚好名即有碍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所以他对习染者每每严辞，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警告陕西巡抚陈宏谋说：“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

　　然而，好名作为士大夫的一种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很难在短时间内整饬见效，乾隆帝因此阐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本朝无名臣。他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什么?因为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这也是国家的社稷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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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本朝无名臣”之说，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暴露出其十足的垄断荣誉，天下的专制心态。

　　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刘墉，对名的追求本应该比别人更强烈，但在乾隆极端专制君主意志支配下，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名心。这就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长期受乾隆帝宠爱的原因。

　　“伴君如伴虎”，君臣间的相处需要一点艺术，刘墉可谓深得此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