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字汝契，号银城，有考证说其祖籍本为陇西，祖上于唐末为避战乱举族迁入朝鲜。爷爷李英于嘉靖年间归附明朝，任职铁岭卫指挥佥事。明朝武官实行世袭制，李成梁少年便“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本应继承指挥佥事份的职位，可是到他这一代，家境贫寒，竟然筹集不到去北京承袭官职的路费，以至到了四十岁，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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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这样平凡到老?

　　我是不是就这样在默默无闻中渡过这一生?

　　世界很大，转角有爱。

　　就在李成梁几乎要对前途产生绝望的时候，他遇到了命中贵人。

　　辽东巡抚御史很赏识他的才略，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慷慨解囊，资助他进京，这样，他获得了祖辈传下来的职位。这一年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李成梁正式走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而在嘉靖中叶，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汗(又称大元可汗)巴图蒙克“贤智卓越”(《李朝成宗大王实录》卷一七五)，控弦达十万骑，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分别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喀尔喀万户、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万户。

　　不久，察哈尔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时窥塞下”，从此与明朝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激烈地厮杀。可以说，变患频起的北方给李成梁提供了展现战略武功的机会。李成梁以一名低级军官的身份，经常“亲自搏战”，提着脑袋冲锋在前，在刀剑拼杀里，在鲜血迸溅中，在无数死人堆里杀出一条血路，冒死前进，赢得一场又一场战功，换来了官职的不断升迁，很快就升任为辽东险山参将。

　　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协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指辽河以东地区，今辽宁省的东部和南部)鞑靼辛爱部入侵，辽东总兵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受任于危难之际，领总兵官，署理都督佥事。这个职位，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一共做了二十二年，后因御史弹劾而解任。

　　长长的二十二年里，李成梁几乎是无日不战，年年杀敌无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之前，李成梁“师出必捷，威振绝域”，战功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万历44年进士、天启初年兵部职方员外郎，安徽桐城人方孔照所作的《全边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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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数不胜数的战功使李成梁成了辽东的一根定海神针。其面对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无论是他们单独挑衅还是联合出兵，都一一将之挑下，进而拓疆七百里，建宽甸六堡，并在开原、清河、抚顺等地开办贸易市场，与当地部落建立友好关系。在明将吏贪懦，边备废驰的时代，李成梁纵横北方边塞，史称“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辽阳百姓称李成梁的中左所之战、盘山驿之战、卓山之战、平虏堡之战、红土城之战、养善木之战、鸭儿匮之战、雕背山之战、辽河之战、阿州之战、抚顺之战、沈阳之战、开原之战、袄郎兔之战、曹子谷之战、古勒寨之战，射王杲，诛速把亥，擒逞、仰二奴，斩阿大、阿海，“皆万世之功”。凭借着这些赫赫战功，李成梁官职不断升迁。

　　特别是万历十年(1582年)斩杀泰宁部部长速把亥之役，“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是大明帝国北方的心腹大患，此人死，兀良哈部元气大伤，另一强势部落海西叶赫部，经分化瓦解，则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被征服，首领那林孛罗请降。此事随即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其影响之一是：明帝国、蒙古、女真三方的力量变化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影响之二是：帝国支柱张居正也因为在此期间对李成梁的鼎力支持而进太师，从而成就了由张居正、李成梁和戚继光三人组成铁三角支撑帝国的繁盛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6月20日，一直力挺李成梁的张居正溘然病逝，李成梁作为边将，朝内的没有保护伞，作战趋于保守，以致于在万历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连续损兵折将，战略上一退再退。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发兵出镇夷堡潜袭板升，初战捷，回师途中遭伏击，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此战结束，李成梁不堪御史的弹劾，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从每战必胜到连战连败，张居正的辞世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李成梁的自身原因。《明史.李成梁传》说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

　　想当初，李成梁大才难展，白白憋了四十年，一登战场，自然“锐意封拜”，意气风发，舍生忘死，而在“位望日隆”后，就耽于享受，“贵极而骄”了。当然，谁也不可能永远年轻，毕竟，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也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你还指望他每天满怀豪情地拎着刀子去砍砍杀杀也不现实。　另外，“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如果以万历十年(1582年)为分界的话，可以说，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的李成梁已经成为了一名活脱脱的地方军阀了。

　　对于明末军队的作战能力，吕思勉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说：“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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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吕老先生看来，对于明末辽东边防的松弛，李成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仅仅因为这个就认定李成梁是“亡明”始作俑者，证据是不够充分的。　事实上，在李成梁的身上，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或者说是罕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他和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千丝万缕的关系。

　　李成梁的治辽原则是让蒙古、女真各部“以夷制夷，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即谁露头就打谁，谁强大就灭谁。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前，他不断兴兵，陆续打垮了蒙古土蛮部及女真叶赫部、哈达部等强大部落或有冒头迹象的部落，但他却坐视努尔哈赤势力不断强大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起兵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就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对努尔哈赤的迅速崛起，李成梁视而不见，这显然与他的治辽原则大相径庭。估计这既出于对误杀努尔哈赤父祖的愧疚(李成梁以努尔哈赤父死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也出于努尔哈赤的善于伪装恭顺和大肆行贿。

　　第二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又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伐明，并在萨尔浒决战中一举击溃了明朝四路精兵10余万人，就连李成梁的老家铁岭亦遭屠戮。最后连江山都被清朝给占领了，能说跟李成梁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哎！不为官自己心里不舒服，可谁知做了官，反而成了亡明的罪人，真是造化弄人，一切皆有定数。历史的事情已经发生，所以也就不要追究谁对谁错了，我们要记住古人的教训，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