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廉洁公正到什么程度?铁面无私六亲不认
南宋思想家朱熹与学生谈论“交际之道”时,讲了包拯的一个故事,说包拯年轻时,曾与一李姓同学就读于家乡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某僧舍,每次从家里往返僧舍,必须经过一富翁家。包拯与李生品学兼优,前途无量,都是集优股,富翁很想亲近他们。某日,当他们路过时,富翁邀请他俩进屋作客,包拯和李生委婉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富翁又特备酒宴,热情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李生碍于情面,打算接受邀请,包拯却厉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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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节,与富翁吃吃喝喝,称兄道弟,那么将来万一学有所成,回乡做官,这些人情债难道不会影响公正吗?人家在工程招标时要求关照一下,在官司缠身时要求放他一马,怎么办呢?于是,又一次拒绝了富翁的盛情。事也凑巧,多年以后,包拯果真被朝廷安排回乡,出任庐州知州,因为以前没欠人情债,故断案执法,皆能公正无私,留下千古美名。
包拯为人做官,一贯严格自律,既不傍大款,更不攀权贵。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州。端州产砚,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尤以石质优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钦定为贡品。那些附庸风雅的权贵,均以能得到端砚为荣。
因此,在端州任职的官员,似乎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纷纷打着纳贡的幌子,以多出数十倍的数目征收,假公营私,拿着公家的东西去结交打点。然而,包拯到端州任职后,首先想到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有权不用,自断这条升官捷径,悉数减去多余的征敛,仅只征收进贡的数目,领导也好,故交也好,批条子也好,打招呼也好,一概不理。他还在端州府的墙壁上写下《书端州郡斋壁》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他认为做官当除贪欲,谋正道,以做清官为荣,以做贪官为耻,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和荣辱观。于是,包拯当了三年州长,“岁满不持一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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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不会种花,只会栽刺。他与张尧佐是一对冤家,张尧佐是外戚,其侄女张贵妃倍受宋仁宗宠幸,因此官运亨通。开始,张尧佐被任命为三司使,包拯向宋仁宗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连做小官都不合格,遑论三司使这种朝廷大臣,表示反对;几年后,在张贵妃的软磨硬泡下,宋仁宗提出任张尧佐为节度使,再后来又提出任他为宣徽使。包拯认为这样的提拔速度太快,不符合干部升迁制度,以“不可骤升”为理由,前后七次上书弹劾张尧佐,甚至在朝堂之上当面顶撞宋仁宗,硬是在身单力薄的情况下,让张尧佐的升迁受阻。
包拯最重官员操守,最恨以权谋私。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他出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当时,三司使张方平利用手中的权力,廉价套购某商人的住宅,从中渔利。包拯认为,三司使是朝廷最高财政官员,非廉洁之士不能胜任,张方平巧取豪夺,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因此,包拯上书弹劾张方平,致使张方平随即被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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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就是这样,做官行事,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只论荣辱,不论得失。他端方亮直,不虚情假意,不随声附和。他的心里只有朝廷纲纪和百姓冷暖,不想因交往而影响公正,那些门生故吏和亲朋好友,谁也别想通过他捞到任何好处,所以,“故人、亲党皆绝之”,大家纷纷离他而去。在人情关系的力量远远胜过纲纪国法的官场,包拯形影相吊,门可罗雀,显得那么孤立。然而,孤独一生的他,却一直是那些贪官污吏眼中的煞星,《宋史•包拯传》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是啊,这样一个铁面无私而又六亲不认的人,叫人如何不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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