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怎样摆平反对派?我比商鞅高明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会遭遇强大的反对派。“胡服骑射”尽管只是换套衣服,也未能幸免。如何摆平反对派,是改革家们非常头疼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最铁腕的当属商鞅,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改革,一律给我闭嘴,违者充军发配到边远艰苦地区。那么,赵武灵王又如何搞定反对派的呢?他采用的是“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注意,“胡萝卜”在“大棒”前面,软与硬交替上阵,刚与柔亲密合作,弹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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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胡服骑射”,就是脱下礼服,换上运动装,在奔驰的马上练习箭术。看起来这事很简单,而且又有国家1号人物推动,办起来应该很顺利。事实恰恰相反。千万不要以为赵雍是老板,下个命令就行了,他还得取得下属们支持。您想想,改革有不少具体的事得办,老板不可能事必躬亲,执行还得靠大家,如果大多数人不支持,改革就搞不下去。
“胡服骑射”实际上是“华夏”学习“蛮夷”,好比大公司借鉴小企业经营模式,容易被认为本末倒置,不被理解。反对派思想深处根植着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观念,很难扭转。后来,鲁迅曾一针见血分析这种心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而国粹遂成为孱主和孱奴的宝贝。”大家都知道,清军入关后要求汉人剃发,遇到明代遗民的普遍抵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面对的阻力差不多就是这个程度。
中原服饰的标配是“上衣下裳、宽袍大袖”,非长裤,而是裙子;上身非紧身袖口,而是宽口。如此穿着,骑射显然不便。按说,实行“胡服骑射”在军事上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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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既是遮羞布和保暖装,更是一种文化,发挥着“身份标识”的功能,就是孔子所说的“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有所让。”春秋时期,郑国贵族不按规定戴起“鹬冠”,居然引来杀身之祸。时代的车轮驶入战国,但车上绝大多数官员的脑子还停留在春秋时代。要是换成清一色的胡服,官民无别,那不乱套了吗?官员们的优越感也没法体现。当然了,这些人反对胡服,不会拿有损自身利益说事,而是包装为高大上的说法——影响国家安全。赵雍搞“胡服骑射”,不只命令官员和军人换胡服,还提倡全国人民都穿。反对派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可能造成人心散乱甚至内乱,不仅不能富国强兵,还会玩火。
“胡服骑射”除了得到少数民族出身的肥义与楼缓支持,几乎遭到王族、文臣、武将一致反对,正如司马迁所载“群臣皆不欲”。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史是赵雍的叔叔赵成。赵雍亲政前,一直由王叔监国,军政大事实际由赵成做主。直到公元前321年赵成丧妻守丧,20岁的赵雍才开始主国。
赵雍的设想是,上朝时自己和叔叔带头穿胡服,其他人就不好说什么了。他派人带着胡服传话给赵成,却低估了这个叔叔的顽固性。赵成认为,向未开化的胡人学习是丢祖宗的脸,但又不便在朝堂上当众与侄子唱对台戏,就打算消极应对,称病不朝。赵雍当然知道叔叔的病根,于是亲自登门求见,苦口婆心说了一大堆话,其中最有杀伤力的一句是这样的:“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赵简子和赵襄子是赵国名君,一直想灭掉中山国而不能,还被对方反攻,连鄗城(位于今河北桐乡县北)都差点丢了。赵雍把抬出来压叔叔,又用国耻来刺激他,效果很好。
说服王叔赵成,阻力减小了,但并未消失,还是有不少人激烈反对“胡服骑射”。赵雍于是软硬兼施,除了晓之以理,也挥起了大棒,拿不肯穿胡服的王族赵燕开刀,指责他“逆主,罪莫大焉”,定性为“犯刑戮之罪”,威胁要“明有司之法”。尽管如此,赵雍仍比商鞅温和多了,没有割掉人家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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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高层思想后,赵雍发出改革令,并出台了配套的优惠政策:改穿胡服的,国家给予换装补贴;参加骑射的,5年不用交税。为更好地训练骑兵,赵武灵王不仅虚心请来胡人当师傅,并直接招收胡兵,还在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南)建立了训练基地。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吴起、孙膑、商鞅都用过骑兵,但并未普及,且仅作为车兵的辅助,不是独立兵种。真正把骑兵作为兵种建制,赵雍是第一人。
表面上,大家都不反对了,但赵雍很清楚,文武大臣们更多是慑于自己的权威,口服而非心服。因此,在改革初成的第二年(公元前306年),他决定用行动进一步说服众人,于是先打中山,再击林胡,都取得胜利。这两个国家以前经常欺负赵国,现在落败,国人出了恶气,当然更加支持“胡服骑射”。通过军事胜利,赵雍不仅成功化解了保守派的担心——换装胡服会影响赵国人的民族存在感,而且加强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感。
5年后的公元前302年,赵雍下令将军、大夫、适子、代吏都换上胡服,标志着“胡服骑射”改革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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