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暮年成吉思汗年老体衰，他闻听“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有养生长寿秘诀，便派人下诏请丘处机前往汗帐，想向他讨教长生之术;丘处机欣然应命，率领门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进谏治国之本。那么，历史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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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中，为了突出郭靖的大侠形象，金庸将丘处机的“西行”处理得并不突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丘处机师徒这一路却颇不平凡。他们历经磨难，甚至付出生命，最终得以面劝成吉思汗体恤百姓，解救万千黎民苍生。可以说，丘处机的贡献恐怕要比郭靖大得多。

　　被传活了300岁

　　丘处机生于1148年，山东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1217年，他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当时，由于战乱纷繁、民生疾苦，很多人为寻找心灵寄托纷纷加入全真教，全真教在北方声名大振。而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于是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此时的大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300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1219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丘处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为此，他曾先后拒绝过金和南宋的邀请。但丘处机审时度势，认为蒙古统治者很有可能。为了全真教的发展，他最终决定应诏。同时，他也想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大汗少杀无辜。

　　弟子命丧西行途中

　　1219年腊月，丘处机带领尹志平、李志常等18位弟子从山东启程西行。次年2月20日，他们抵达当时蒙古统治下的燕京(今北京)，当地官吏、士庶、僧道纷纷前往卢沟桥迎接这位大汗请来的神仙。而求丘处机题字签名的平民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希望有了丘处机的墨宝做护身符，就能免受蒙古大军的烧杀抢掠。

　　此时，率军西征的成吉思汗却越行越远，丘处机眼见在燕京见不到成吉思汗，便上书《陈情表》表明自己年事已高，并无治国才能，盼望能等大汗东返后陛见。刘仲禄以为丘处机是在讲条件，就建议选一些漂亮女孩随行，没想到这一下子激怒了丘处机。刘仲禄慌忙派人将情况告知大汗。成吉思汗则再次下诏恳切催促丘处机西行。1221年2月8日，丘处机不顾年迈体衰，踏上万里征途，向塞北高原挺进，开始了一年多的西行之旅。

　　当丘处机到达成吉思汗四弟斡辰的驻地贝加尔湖时，斡辰也想向他请教延年益寿之事。没成想，正当丘处机准备向他讲授之时，突然风雪大作，斡辰大惊，认为是自己想抢在大汗哥哥前面得知长生秘术引起了天怒，于是只好作罢。

　　西行途中的艰苦更不必说，他们时常要受到沙尘暴、流沙的袭扰。艰难的时候，车子陷到流沙里，马儿停滞不前，人想挪动一步都很困难。丘处机的随行弟子之一赵九古甚至病死在了西行路上。

　　相处一载，神仙传道

　　1222年初夏，丘处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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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丘处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丘处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 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丘处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丘处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虽然丘处机开出的这些“秘方”并非成吉思汗真正所需，也没有完全得到他的认可，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残酷杀戮。康熙帝曾对此赞道:“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解救数万黎民百姓

　　到1223年春，丘处机已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思念故土，丘处机决定东归。3月，大汗依依不舍地与丘处机辞别，并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派人率骑兵五千护送他返乡。

　　归心似箭的丘处机仅用了4个月就走完了来时的路。成吉思汗也传来圣旨，询问他归途是否顺利、现在住得合不合适，并说:“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从此，丘处机得以弘扬全真教、广建道观，掌管天下道教，取得了相当于蒙古国国师的地位。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还解救了大批中原人，使两三万被蒙古掠夺为奴的人重获自由。

　　1227年，丘处机病死，时年79岁。他死后，弟子李志常编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旅程。由于丘处机的足迹遍及今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该书也成为后人研究13世纪中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问世。

　　相关链接:全真教

　　道教教派，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籙﹐不事黄白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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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存真﹐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金莲正宗记》称该教“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按指炼内丹──引者)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王重阳死後﹐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继续传道﹐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见北七真)﹐但教旨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邱处机应诏赴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受到礼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在发展中﹐因不断侵占佛教寺院﹐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僧人不满﹐而导致元宪宗八年(1258)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馀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遭到沉重打击。元成宗时﹐禁令渐松﹐全真道又见恢复。明代朝廷重视正一道﹐全真道相对削弱。入清以後更为衰落。

　　现存全真道的早期史料较多﹐《正统道藏》收有王重阳以及北七真的著作﹐教史有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李道谦的《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等。但後期的史料较少。清人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和今人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道的历史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

　　全真教是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之一，元代以来与正一派一起延续至今。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非常鲜明，这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真教仿效佛教禅宗，不立文字，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内丹修炼，反对符箓与黄白之术，以修真养性为正道，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全真教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道观，不得蓄妻室，并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这一点和正一道很不相同。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