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神医华佗共有两次出场，当关云长在襄阳之战时为魏军毒箭所中时，华佗不请自来，在观察了关羽的伤口后，他说：毒已至骨，需用刀刮骨。关羽回答：任汝医治。于是，华佗开始在血流盈盆中挖肉刮骨，悉悉有声，旁边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掩面失色;而关羽却是神态自若，虽然汗流如注却依然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谈笑奕棋至华佗手术完毕，华佗也果真是手到病除。为此，关羽很高兴地送给了华佗百两黄金的“大红包”，华佗却坚决不收，于是留下了“华佗手术不收礼”的千古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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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上一次出场颇有几分“浪漫”，那么华佗的另一次出场却显得有几分“悲壮”。那是在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白脸曹操患头痛风疾之时，深知华佗医术不俗的曹操星夜请他入诊。华佗在了解了病情后说：病根在脑袋，需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劈开头颅，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曹操听罢大怒，认为是华佗要加害于他，遂急令拿下，囚禁追拷，一代名医冤死狱中。杀了华佗后，曹操的病势愈重，无人能治，遂一命归西。

　　华佗与关羽、曹操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与关羽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的，医生竭尽所能的救助，而病人则全心全力的配合，这样，治疗就得到了最佳的效果。这其中一方面是患者对医生的尊重与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医生对患者的负责与照顾。

　　可同样是医患关系，华佗与曹操之间却仿佛隔着一座大山。华佗的大胆提案在今天看来也的确有惊世骇俗之处，更何况疑心多多的曹操，选择对了治疗方法，但选错了治疗手段，让华佗的处境非常微妙。当然，以现代医学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操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此类人疑心重，主观性强，过分敏感，不愿信任别人。而作为医生的华佗本应循循善诱，对这样的病人加以合适的心理引导，并说明其认知上的误期，可是他却偏偏在当面前说出了曹操担心多疑的弱点并以关云长作比：“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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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曹操对华佗妙手回春的轶事奇闻的期许一下变成了震怒，并从开始的将信将疑变成了最后的“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于是痛下杀手，自身也与治病的良机交臂而过。而华佗因为与病人无法得到良好的沟通，又拿不出令曹操信服的诊断依据和资料，也是最终酿成悲剧的缘由。

　　关于华佗之死，也有专家考证说其绝非是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是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而为曹操怀疑要谋害自己，终于不幸蒙难。据说，历史上华佗对自己的医生身份，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史曰其：“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医生，在史书上归入《方技传》，绝无可能单列一传，从这个上面也可窥知一二。所以，华佗时刻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

　　华佗的机会到来是因为魏王曹操患有头痛病，后来尤甚。华佗医术出名，曹操遂“使佗专视”，华佗成为了曹操的“御医”，华佗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表示这个病一时难以治好，需要假以时日方可。在为曹操治疗的过程中，华佗便开始故意拖延进程，并又借口“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乃归家。而到家以后，又假辞以妻子生病，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是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

　　曹操屡次手书招呼，又敕令郡县发遣，但华佗却始终我行我素，直到谎言被揭穿，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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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段考证来看，作为一个医生，把为病人治病当作一个走上仕途的手段而故意拖延并以此为要挟，华佗此举实在是有损医德，是可称为无良医生。医学和医术本身具有极强的道德属性，《论语·子路》中指出“人无恒，不可作巫医。”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厚德，就不可以做医生。由此可见，医患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既是一种具有较强道德价值的“信托”关系，又是一种具有特殊性法律意义的“契约”关系。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医德的重要以及良好的沟通都应该是医患关系中必不可少的中要条件，从华佗的遭遇中，我们也可看出医患关系不仅要求医生有过人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这样才能保证患者的满意，得到患者的信任、配合与支持都是医疗纠纷中的关键点，而患者对医生的理解、接纳与合作更是减少双方隔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