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为何失败、刘邦缘何成功，是一个不解之谜。不仅项羽不清楚，刘邦也不明白。

　　刘邦当上皇帝后，曾就此向列侯、诸将发问，并要求他们不要隐瞒，如实讲述。高起、王陵二人回答：“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这段话首先比较了刘邦和项羽的个人教养：刘邦不尊重人，项羽仁义爱人。关于刘邦的素质，《史记》中有很多负面的记载。比如，司马迁就直言刘邦“好酒及色”。对于投奔他的儒者，刘邦动辄解其儒冠，于其中。有一次，周昌奏事，打扰了刘邦和戚姬的宴饮。刘邦起身追打周昌，还骑在周昌脖子上。这些都是“慢而侮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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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高起、王陵认为，在争天下的过程中，个人教养其实没什么大用，重点在于能否分配利益。即便刘邦态度再恶劣，只要他愿意“与天下同利”，愿意给予追随者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就能获得拥护。这是刘邦获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高起、王陵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选择，即以私有财产为重要追求。刘邦当上皇帝几年后，在未央前殿为父亲祝寿，席间问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刘邦寒微时，其父以刘邦兄长之勤奋来教训刘邦之无赖。这件事一直让刘邦耿耿于怀，故而在父亲的寿辰宴会上旧事重提，让父亲比较一下自己和哥哥的产业究竟谁更多。

　　这种后进者逆袭的快感，让群臣受到感染，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可是，在这场逆袭的狂欢中，刘邦似乎忘记了自己皇帝的身份，而如平民一般计较起产业的多寡。在刘邦的世界中，似乎始终未走出平民的精神状态。天下之于他，不过是一种大的产业而已。

　　刘邦曾经去过咸阳服徭役，并亲眼见到了秦始皇，还感慨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皇帝排场的盛大与自己服役的卑微形成了强烈对比，由此激发了刘邦的权力欲望。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无数个刘邦内心对富贵的渴求。在这个意义上，陈胜是失败了的刘邦，刘邦是成功了的陈胜。

　　汇聚到刘邦身边的众人，大多数社会身份也比较低下。清人赵翼对汉初诸臣的社会出身有过概括，除了张良为六国旧贵族、张苍为秦御史之外，其他人社会地位都不高。例如，萧何为沛县吏掾，曹参为狱掾，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为白徒，樊哙为屠狗者，周勃为给办丧事者，灌婴为贩缯者，娄敬为挽车者……赵翼称他们为“亡命无赖之徒”。

　　所谓“亡命”指的是从户籍中脱离出来，“亡命无赖之徒”为反体制的存在。商鞅变法以来，秦将民众按“什伍之制”编入国家户籍，户口成为赋税征收、兵员征发的依据。为扩大赋税征收的基数，秦制规定一家不能有两个成年男子，否则赋税加倍。这一政策将大家庭拆分为若干小家庭，由此确立了以小家庭为所有者的财产制度。这一制度成为私有财产观念的成长沃土，成为促使个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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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等“亡命无赖之徒”，在乱世之际由社会边缘人物一举成为时代的主角，其内在动力即在于此。但相较于项羽，刘邦显然更了解“亡命无赖之徒”的心理欲求，因而能以积极分配利益的方式予以团结。这是刘邦战胜项羽、获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为庞大帝国灌注灵魂：求富贵转化为求太平世

　　随着“亡命无赖之徒”创造出“布衣将相之局”，一场新的危机悄无声息地到来。它较之于秦代的统治危机显得不动声色，却更为严峻，甚至危及中华古代文明的存在基础。

　　《史记》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原本征战四方的群臣在朝堂上饮酒争功。有的胡乱呼叫，有的拔出剑击打立柱，刘邦十分担忧。此时，叔孙通对刘邦说：“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闻言心动。之后，叔孙通到鲁地征召儒生30多人，与门下弟子100多人一起研习礼仪，并在长乐宫建成之日引导王侯将相朝拜刘邦。朝拜之日，刘邦高坐殿上，慑于朝仪威严，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侍坐在大殿上的群臣也伏身低首。御史监督王侯将相，如有不符合朝仪者则当场带出。结果直到仪式结束，无人敢于失礼。刘邦感慨，今日始知皇帝之贵呀!

　　然而，“亡命无赖之徒”固然能够通过朝仪训练在举止上成为“王侯将相”的样子。但在精神层面，他们尚无法为汉帝国的庞大身躯灌注灵魂。洛阳城中的天才少年贾谊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于是，他上书道，汉朝的统治依靠熟悉法令的官吏，他们能够解决事务层面的问题，却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困境。作为“亡命无赖之徒”，渴求富贵能使其争夺天下;作为“王侯将相”，竞相奢靡会使其败坏风俗。

　　对贾谊的意见，汉文帝一度有所触动，并试图改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皇帝最终放弃了改革，贾谊也被贬为长沙王傅。在湘水之畔，贾谊作《吊屈原赋》以自伤，未料自己也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并与屈原同传。千载以后，另一位大才子李商隐又为他写下了“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神”的千古名句。

　　汉代精神的转向，要留待30年后的汉武帝予以实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为众所周知。如果从儒、法、道之争的论域中抽身而出，便会发现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策论具有比诸子门户之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董仲舒所阐发的公羊“三世说”，给予了汉朝统治者时空观念。在汉朝的政治实践中，“衰乱世”对应于汉高祖、吕后时期以关中制衡关东诸侯的时代;“升平世”，对应于汉文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及被动应对匈奴侵扰的时代;大一统的“太平世”，则是汉武帝需要实现的。这一时空体系，不仅解释了汉代历史的发展，而且赋予了汉武帝历史责任。由此，开创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卫青、霍去病、张骞等一系列彪炳史册人物的出现，一定意义上都得益于这个时空定位。

　　从精神层面来看，汉武帝时代并未强行压抑秦汉以来渴求富贵的社会心理，而是将这种心理欲望引导至国家层面，为其追求大一统的国家战略服务。同样，汉武帝的学校制度、选举制度也建立在实现人心欲望的基础之上。汉武帝在长安城外立太学，设太常博士弟子50人，在太学中随博士学习。这些人在读期间免除徭役，学成以后有入仕的资格。同时，又令天下郡国设官学。官立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官吏，但养成过程是知识教育和德性教育并行。尽管求学者的初始动机是求得富贵，但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渐渐得以转化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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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举制度也是如此。汉武帝规定郡国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的标准有：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举孝廉时，尤重德行和经学。经由这一选士标准，将求取富贵者改造为经明行修之人，求富贵者的心性得以转变。例如，汉元帝刘奭作太子时的师傅萧望之，其家族世代经营田业，到了萧望之这一代开始转向学术。萧望之研习齐诗多年，成为一代名儒。这是强宗豪族转为儒学家族的典型。

　　经由儒家教育而引发的心性转变，不仅发生在强宗豪族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刘奭即位后，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位笃信儒家学说的皇帝。刘奭当太子时见到大臣杨恽、盖宽饶等获罪而诛，就向汉宣帝进言：“陛下执法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闻言怒而动声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后，汉宣帝疏远刘奭并试图立淮阳王为太子，只是因刘奭为许皇后之子而作罢。

　　“清流”与“浊流”的抗争：舍生取义以澄清天下是非

　　汉元帝的出现，意味着儒家话语体系成为朝野共同的言说方式。在社会领域，由强宗豪族转化而来的儒学世家也成为中坚阶层。比如，三国时名士杨修的家族，四世皆为三公;袁绍的家族，四世出了五公。

　　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浸润，秦汉之际求富贵的直白欲求递升为东汉时代担当道义的追求。《后汉书》说：东汉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此时，道义是非已成社会的普遍共识。影响中国近2000年的“三纲”，也在东汉汉章帝时期得以确立。

　　然而，到汉章帝之子汉和帝继位后，“君为臣纲”开始遭到破坏。汉和帝以后的9位皇帝都是未成年即位，其中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不满百日，驾崩时年仅2岁。皇帝年幼时，由外戚执政;皇帝年岁增大、要求亲政时，所能依靠的力量则只能是身边的宦官。因此，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便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执政。汉顺帝时允许宦官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从此宦官势力发展为宦官家族势力，从朝廷延伸到郡国，并又发展为强宗豪族。

　　宦官势力的快速发展，与以澄清天下是非为己任的儒学士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在士人看来，宦官掌权是违背纲常之事。洛阳太学生3万余人与反宦官的官员一道，自命为清流，视宦官为浊流，攻击的主要手段是上书奏事、揭露宦官罪恶。汉桓帝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学生以太学为阵地，激扬名声，议论朝政，形成所谓“清议”。《后汉书》描述当时的氛围为“处士横议”，太学生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不料，由宦官控制的政府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和汉灵帝建宁二年，将清流官僚和士人，扣上“党人”罪名予以。尤其是在第二次党祸中，将上百名士人处以极刑，禁止入仕数百人，并牵连众多族人。

　　在这一过程中，笃信正义的士人展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党锢名士范滂赦归回乡之际，汝南、南阳士大夫纷纷迎之。景毅之子为党锢名士李膺门徒，李膺入狱，景毅之子却未被追究，景毅于是自行上表免除官职。皇甫规曾为宦官下狱，为太学生所营救，却在党锢之祸发生后，向朝廷上表自述为党人。党人张俭亡命时，“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孔融接纳张俭，事泄后“一门争死”。这些悲壮事例反映了东汉社会的宝贵价值共识——舍生取义。

　　东汉士人维护正义的努力虽宣告失败，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有感于士风颓丧，故对东汉时期极为推崇。顾炎武就曾借《诗经·郑风·风雨》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赞赏“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