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观点认为，崇祯帝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位皇帝。可以说，对他的评价是众说纷纭，既有同情也有责难，既有惋惜也有诋毁，但无论哪种看法，对其尚属一位勤奋的帝王，几乎没有异议。毕竟，据史料记载，崇祯帝继位时，年仅17岁。面对父兄留下的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他能颇思振作，是有想干事、干大事的决心与劲头的，所以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才入睡地经常召见廷臣，探求治国方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他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也能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评。足见其力挽狂澜的决心和勤奋执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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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崇祯帝能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他自幼养成俭朴的习惯。初习字时，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曾有段这样的记载，说他某日听讲官讲书，因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这讲官看到了，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足见其克勤克俭的品德和励精图治的毅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称得上以身作则的帝王，却最终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何缘故也?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看，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失去了民心的君子与政府，是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代表的。按照辩证法的理论观点看，事物发展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既有内因又有外因起作用的过程。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再来分析崇祯帝何以极为勤奋却无力回天的现象，就容易多了。以下概略谈谈笔者对此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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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崇祯帝自身是矛盾体。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也有多疑多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捏不定，遂误国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如对一些大臣的处理上，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如对周后互敬互爱;他既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也大肆敛财、以国为家，挤占财政，关键时刻不肯多掏一文钱;他既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也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择善从流;他既知人善任，如重用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等具一代文武全才之人，但却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既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又搜刮民膏，加派无度，置百姓于水火;他既励精图治，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勤奋，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以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由此看来，崇祯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其内在因素，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其二，明朝此刻已积弊太重。就医学观点分析，病入膏肓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200多年的明朝到了崇祯时期，显然已经积重难返。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衰落，是崇祯帝面临的最大困境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政治上，经过近300年的风雨侵蚀，大明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从内部腐烂，有能之人纷纷被排挤被诬陷被砍头，而无德的人却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显要位子，既然整个政府机构基本是“不肖者集，贤者逝”的局面，政府机构的功能焉能不彻底丧失?军事上，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最严重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到后来，在辽东失守，清军直接面对山海关，牵制了明朝的精锐部队。而且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备废弛的明军根本不是其对手。加上，崇祯手下几位重臣洪承畴、吴三桂等纷纷倒戈降清，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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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本应赈灾济民，却不断加重税赋，搜刮民脂民膏;辅以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大量集结在大地主及贵族的手中，更使得农民流离失所。故饥民暴动，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性，反壮大了农民军的主力军。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明末农民起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恶性循环。试想，这种环境下，这种趋势里，崇祯帝即便是再勤奋勤俭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想此时此刻，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形容他是再合适不过了。毕竟，明朝末年已经是政治的失德、军事的失败、经济的失衡、民心的失去，任是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不过，这里笔者并没有为崇祯帝开脱的意思，他身为帝王，必须也应该为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这是不可能推脱得了的。明朝灭亡的教训，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很值得我们时刻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