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汉唐是被公认的武功强盛的王朝，比起汉朝横扫匈奴的威武，大唐战无不胜的风光，而大明朝的军队，在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相对低调的。

　　事实上，低调只是表面现象，低调的明军，是一支威武之师，光荣之师。对比明军的发展历程，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明军开国的起点是非常高的，甚至说对比之前其他历代封建王朝，明军在大明开国战争中所遭遇到的对手、是极其强大的。它所战胜的，是在中世纪曾横扫欧亚的世界最强骑兵——元朝蒙古骑兵。

　　而且它还完成了两个奇迹：

　　第一，它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支以农民起义军的身份脱胎而来，最终完成改朝换代大业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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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它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第一次以由南向北的形式北伐成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这两件事，更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

　　元末天下大乱，四方起义四起，按照评书里的说法，就是“十八路反元”，这其中最重要的反元起义军，就是南方“红巾军”。

　　明朝皇帝朱元璋，最早也是红巾军的一员，他一开始投奔濠州红巾军领袖郭子兴，虽然郭子兴很赏识他，并把养女马氏(明朝开国第一任皇后马皇后)嫁给了他。

　　但他始终得不到信任，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的身份，回到家乡安徽凤阳募兵。这次募兵一共招募来七百多名青壮。

　　看似人数不多，但在历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如果朱元璋回乡募兵的日期，在历史上有精确到哪一天的纪录的话，那么这一天绝对可以算作大明王朝的“建军节”。

　　当时的朱元璋并不受红巾军信任，相反处处受气，后来朱元璋带着这支军队打了几仗，地位也节节攀升，但也继续在红巾军内部受挤兑。

　　不得已转战定远，这支七百人的队伍中，他挑选了二十四名亲信随行，这二十四人，就构成了大明开国将领的雏形阵容：徐达、常遇春、宋朝用、郭英等后来的名将都在其中。

　　之后朱元璋带着这二十四人招兵，在老将领郭子兴过世时，他已经有了数万军马，坐拥和州，定远等地盘，并趁元王朝麻痹大意的机会攻克了南京。大明王朝后来争雄天下的本钱，就这样打下来了。

　　朱元璋从早期拉队伍开始，一直奉行的策略，就是谋士朱升所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策略说白了，就是不争出风头，耐住性子发展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

　　早期明军的力量，也是在这个过程里暗暗壮大。然而力量壮大，却不等于军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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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在军队建设上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军队的纪律松弛，虽然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对于各种军纪败坏的行为严惩不贷，但是败坏纪律乃至招来民怨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明实录》里记载，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有次与大臣们回忆早年往事时，说过这样一个事情，一次他骑马巡逻，突然看到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一问才知道，孩子的父亲被抓进军营当，母亲也被劫掠进去，只留下孩子一个人。

　　朱元璋当场大怒，愤而下令彻查，结果查明孩子的父母确在军营，并在朱元璋的关照下得以一家团聚。

　　然而令朱元璋更加震惊的是，这个孩子一家的遭遇，在朱元璋军中绝非个例，相反比比皆是，之后连续十天的彻查，查明因军队劫掠而导致夫妻离散的家庭，竟然有数百家之多，虽然在朱元璋的严令下，这些家庭得以团圆并给与优厚的抚恤，但是明军当时的纪律状况，却可见一斑。

　　《明实录》说，即使二十多年后，朱元璋在回忆这事的时候也感叹，如果明朝军队一直都是这种风纪，大明怎么可能取得天下?

　　那时的朱元璋，看似是一方枭雄，面临的局面却是极其严峻的。朱元璋占领南京后的中国，其实是四角鼎立。

　　北方是以中央政府自居，占有中原以及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元王朝。南方除了占有淮西以及南京的朱元璋外，更有占有湖北荆襄平原的“汉王朝”陈友谅，以及表面向元朝称臣，其实却占据苏南地区割据自立的枭雄张士诚。

　　在这四家里，朱元璋不但是力量最弱的，而且还是处境最危险的，他的地盘其实是夹在三家中间。

　　论军队实力，他比不上陈友谅，论经济实力，他比不上张士诚。而且更严峻的形势是，就算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如果想统一天下，就必须要战胜元王朝，也就是要打败当时天下最强的骑兵——蒙古骑兵。

　　可当时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在朱元璋之前，红巾军起义也曾一度席卷南中国，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然而当进入北方平原，与强悍的蒙古骑兵交手后，由南方农民组成的红巾军却大多败下阵来。

　　当时的元王朝，虽然后世史家常津津乐道他们的“腐败无能”“皇帝昏庸”，但军事方面，彼时担负平定农民军大任，执掌元王朝军事大权的扩敦帖木儿(汉族名王保保)等人，可以说是不世出的名将，他们麾下的元军，也一改早期腐败无能的形象，战斗力直线恢复。

　　凶险的局面外加强悍的对手，使朱元璋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严明纪律，比如每攻克一处城池，都格外注意招降敌人中具有骑兵训练经验的将官并委以重任，甚至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在北方购买战马。

　　然而大明军队真正摆脱“流寇”形象，实现脱胎换骨，成功升格为“国家军队”，却是以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年为转折，因为那一年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并展开了一番决定大明军队命运的谈话——刘伯温。

　　那一年，也是刘伯温第一次受朱元璋邀请，到朱元璋麾下效力，在谈话中，朱元璋面对这位早已声名在外的浙东大儒，提出了一个困惑自己已久的问题：为什么天下义军这么多，却屡起屡灭，始终难以成事。

　　刘伯温却给出了朱元璋一个令人震惊的回答：因为农民起义有“九恶”，所谓的九恶，就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曾避免的九条错误：一恶：“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二恶：“攻伐无度，形同流寇”;三恶：“时降时反，相互猜疑”;四恶：“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五恶：“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六恶：“为将者心胸狭隘”;七恶：“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八恶：“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九恶：“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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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载朱元璋边听边“闻之勃然色变”。而刘伯温却毫无惧色，继而总结发言：“九恶不除，虽称义军，实则草寇流贼。”

　　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番言论等于打了朱元璋一巴掌，但朱元璋到底是朱元璋，挨了巴掌后不但不怒，反而如获至宝，不但对刘伯温大加重用，而且依照刘伯温的九恶，开始了针对性的改革。

　　这“九恶”中，涉及到军队的最重要问题，朱元璋也有了自己的办法，元朝“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设大都督府，并正式确立军规二十二条，同年在南京设刑台，公斩二十二名犯事军官，从而震慑全军。

　　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之前的明军虽然阵容庞大，但制度松散，管理疏散，可以说是草台班子，这之后的明军，却有了自上而下完备的军事制度，和条令森严的军规。

　　之前朱元璋抓军纪，虽然常如暴风骤雨，但基本就是一阵风。风声紧的时候军队纪律就好，风声松了军队纪律就坏，这以后一切有了规章制度，不管风声松紧，一切都按制度来。军事制度立刻焕然。

　　这之前的明军，好像一个内力深厚，却经脉不通的习武者，虽然不断的集聚力量，但始终不能把力量爆发出来，反而经常闹得内力失调，在这以后，明军算是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

　　三脱胎换骨的大明军

　　我们仅从明军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这前后的脱胎换骨。

　　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数目庞大的明军，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钱粮，后来朱元璋痛定思痛，开始厉行屯田制，不但军队自己要种地，还要帮助地方兴修水利。

　　结果地方生产发展，百姓富庶，原本向老百姓征收用于军用的“寨粮”，朱元璋也大手一挥不收了，从此深得民心，战斗力方面，明军也直线进步。

　　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前，面对最直接的对手陈友谅，朱元璋处于绝对劣势，然而这以后，朱元璋却开始逐渐取得胜利。

　　甚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决战时，陈友谅先以六十万大军，围攻朱元璋的边防要塞洪都，明军在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的统帅下严防死守，以劣势兵力死守八十五天，硬是没让陈友谅前进一步。

　　洪都之战，不但创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城池防御战的经典范例，更为朱元璋的反扑赢得时间，七月，朱元璋以二十万大军反扑陈友谅，双方在鄱阳湖决战，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明军巧妙运用火攻战术，在顶住陈友谅疯狂攻击后，成功焚毁陈友谅旗舰，一举反败为胜。

　　将陈友谅的汉政权——这个当时南中国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彻底击败。两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打出了明军的赫赫威名。次年朱元璋调转枪口，开始进攻另一大割据势力——张士诚的“吴”政权。

　　如果说打陈友谅，明军经历的是防御战的考验，那么打张士诚，明军却又承受了攻坚战的煎熬。

　　在元末各路枭雄中，张士诚是最擅长打防御战的，他最成功的战例就是早年起兵时，以几万劣势兵力死守高邮城，顶住了元王朝由丞相脱脱统帅的百万大军，死守四十天后居然一举反败为胜。

　　而这一次，朱元璋也在张士诚的铜墙铁壁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在扫清张士诚外围，形成对张士诚首府平江的包围后，张士诚的严防死守发挥了效用，明军在平江城外围铸起了三层木塔楼，将其重重围困，并以塔楼向内发射弓弩火枪，却久攻不下，在战争后期，明军甚至动用了新式武器——襄阳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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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铜铸的重型火炮，按照《明史》的纪录，它不但杀伤力强大，而且射程惊人，平江之战中，他的炮弹不但重创平江坚城，甚至更有炮弹落进了张士诚的王宫里。

　　这场攻坚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较早的炮兵骑兵步兵协同作战的范例。经过八个月的攻坚后，明军终于攻克平江城，灭掉了张士诚政权，而这场战争除了政治意义外，军事意义也格外重大——战胜了当时中国最擅长防御战的张士诚，从此之后，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一条防线可以阻挡明军。

　　如果把争霸战争，比作现代拳王争霸战的话，那么之前明军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鏖战，好比争霸赛中的预选赛，为的就是获得挑战“拳王”——元王朝的资格。

　　比起平定张士诚和陈友谅来，挑战元王朝对于明军来说，却是一个看似容易，其实难上加难的任务，从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还没有一支起义军能够北伐成功，甚至再往前数，自从北宋灭亡后，以长江为界，更没有一支南方政权可以北伐成功。

　　乃至再往前数，在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开国皇帝，可以用从南向北的方式统一中国。明朝北伐元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是在挑战历史的定律。

　　粉碎蒙古骑兵不可战胜神话

　　然而明军却成功了，除了正确的战术以及政治策略(两路北伐，先山东后大都，以及在北伐中坚持正确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不滥杀无辜)外，军事层面，明军其实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是骑兵，这可以说是明军与元王朝相比差距最大的环节，虽然在专业骑兵素质上，后天练习骑马的明军是有差距的，但是明军士兵也有自己的优势——长期严格纪律所形成的令行禁止的作风，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

　　而明军在与元朝主力部队对决时，正是把这两条发挥到了最大。

　　明军与元朝主力骑兵的经典决战有两场，一场是太原之战，一场是定西沈儿谷之战。

　　太原之战

　　这场战斗，集结了彼时明军两大将星——北伐元帅徐达与副元帅常遇春，本来明军意图直捣太原，谁知元朝名将王保保将计就计，反而抢在明军增援部队到来前提前驰援太原，以优势兵力列阵太原城外，挡住了徐达的主力。

　　如此一来，兵力劣势的徐达，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徐达却将计就计，趁夜发动劫营，以主力决死一搏，突袭元军大营，一场混战后，歼灭元军四万人，俘虏四万人。

　　如果说这一战，明军多少还占了元军麻痹大意的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定西沈儿谷之战，就更说明了明军的强大。

　　当时明军进军甘肃，元将扩敦帖木儿以攻为守，反而主动攻击兰州，意图引明军救援，继而集结优势兵力全歼，明军由徐达统军迎战，率军进抵定西沈儿谷与元军对峙。

　　在兵力不占优势，后勤补给不畅，难以持久的局面下，徐达使出了“疲敌之计”，命军队昼夜擂鼓呐喊不停，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却迟迟不发动总攻，期间更多次击退元军反扑，经过数日对峙，元军被拖得筋疲力尽。

　　徐达果断下令反击，趁夜以中央突破战术直扑元军大营，一场厮杀后，八万六千多人被俘，五万匹驼马被缴获，全军覆没的扩敦帖木儿，只带着一家老小仓皇逃离。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骑兵遭受的最惨痛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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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军卓越的战斗素质——迅猛的冲锋，令行如一的坚决执行力，以及在艰苦环境下顽强的意志品质。拥有这一系列优秀品质的明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敌人不二的噩梦。

　　而且明军还顺便创造了另一项奇迹——汉唐两个以武力着称的王朝，在早期建立政权后，苦于连年战乱经济疲敝的现实，面对外敌的侵扰，不得不采取妥协求和的方式安定局面，等到实力积累强大后再进行反击。

　　明朝却恰恰相反，明朝开国，同样建立在穷的烂摊子上，然而对于强大的敌人元王朝，明朝既不求和也不妥协，一边进行对外战争，一边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两头都没有耽误，在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年里，明军相继在西北，漠南，辽东地区多次重创元王朝。

　　特别是蓝玉的捕鱼儿海之战，不但以十五万大军，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深入到贝加尔湖地区，重创北元王朝主力，更令“元朝”这个政权实际不复存在——明军在此战中虽没有捉住北元太子，却缴获了元朝印信。

　　这以后，原本以“北元”身份存在的蒙古草原地区，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

　　并相继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虽然与明朝时战时和，但相互之间的册封关系和朝贡关系却一直延续下来，并最终被清王朝继承。

　　这一切的实现，同样首先来自于军事上的成就——是铁血的大明军人打出来的。

　　铁血明军之所以可以打败蒙古的铁骑，他们并非先天就这样强大，而是从穷的基础上默默积累实力，最终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破茧而出，笑傲四海。

　　而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明军不仅摧毁了元王朝最精锐的主力，同时也彻底摧毁了元朝反扑中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