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站在月球上来看1640年-1644年的东亚大陆，会有这样一幅画面：李自成通过开封、郏县之战迅速崛起，占据陕西后，风卷残云，扫荡整个北中国;而赢得松锦决战的大清，只在1643年9月才出兵攻占宁远周边的三座城池，它的版图并没有太大变化。

　　也许，你会得出大清成为强弩之末，李自成是新兴强权、东亚大陆新主人的结论。但事实是。1644年4月底，农民军在山海关之战中惨败，之后潼关、太原防御战亦被清军大败，从此一蹶不振。

　　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遗憾与传说，其中，吴三桂冲冠一怒、引狼入室，大顺政权自身腐化堕落被认为是农民军失败的原因，但问题是，撇开这些因素不谈，农民军也打不过清军。

　　● 农民军步兵不行，其优势是擅长奔袭的轻骑，往往利用明军后勤弱点一战而胜。

　　● 清军原已很强的野战、攻城能力，又获得红衣大炮，能步骑炮协同作战，这点，是农民军所不具有的。

　　● 与明军精锐较量中，清军升级了装备与战法。而农民军遇到的官军并非精锐，作战能力提升有限。

　　农民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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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麾下的农民军在碰到清军之前，基本上只和明朝官军交战，其实力亦是在双方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农民军起于1627年陕北王二的民变①，当时并没有成为流寇，而以占城池图享受为目标，但这样很容易被官军聚而歼之。1630年-1632年，农民军在陕西中部县、山西辽州作战就被官军“共进力击”而败。

　　鉴于此，农民军遂彻底改变“袭取城池—据守”模式，转为“袭取要地—劫掠”，并扩大骑兵比例，机动作战，攻官军所不备，取官军所急需，即曹操(罗汝才)所言“纵横天下”。在这一作战方针指挥下，农民军在渑池强渡黄河，1635年正月，又成功袭取凤阳(中都)。

　　农民军这一阶段的作战特点不妨概括为：“高机动性、裹挟、劫掠、协同作战”。

　　由于具备“高机动性”，农民军能在作战不利的条件下迅速退出战场，再迂回、转移到官军薄弱的地方，获取更多物资、人员。而“裹挟”之举，能让农民军壮大己方势力，起到震慑效果，即便不利，也可以将包袱丢给官军。官军作战途中，经常上报所收回的“良民”，实际就是农民军丢下的“包袱”。至于“劫掠”，则是增强部队战斗欲望的核心要素，可以吸纳更多人加入，并破坏官军的行军补给，高效的“劫掠”甚至能起到“兵来如篦，官来如剃②”的效果。

　　而在农民军多头林立的情况下，相拥取暖是常态，这种战术能使看似脆弱的一支，在短时间集聚很多的作战人员，冲乱官军阵型。明季第一良将曹文诏即死于这种战术。不过这种战术也有两种弊端，一是没法阵地战，二是遇到协调性很强的统帅时会雪崩，高迎祥当年遇到孙传庭的那一场大败，就是吃了这个亏。

　　总兵曹文诏战死、张全昌被俘之后，朝廷大为震动，意识到单个总兵统领部队作战已不合时宜，遂决定组建一定规模的兵团，很快，朝廷建立了两个大的作战系统，让总督、总理各领兵三万剿寇。这时明朝全国野战军也就40万，而剿寇兵力就占了12万。调整起到的效果很明显，1638年，农民军在官军的剿杀下进入低潮。

　　左冲右突之下，1640年，李自成率军进入闹饥荒的河南，一呼百应，攻取河南府，开始了对开封的漫长围困，在这期间，又歼灭陕甘总督汪乔年部，击败督师丁启睿部。第三次开封围城战后，明军遂一改之前的战术，集结多军团一块儿作战，1642年5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偕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兵18万(号称40万)会师朱仙镇。李自成的形势大为不利：

　　“十三日辛巳，左总兵及丁杨二督师领大军援汴，前锋至朱仙镇，贼遣三千骑往侦。十五日癸未，左总兵屯营朱仙镇。总兵率大军取土宼刘扁子等，连营四十里，号四十万，贼骑三千俱被擒斩。十六日甲申夜，闯贼踉跄移营，驰拒左兵。闯贼知侦探贼被杀，惧甚，尽丢营中器物而走。”然而，明军糟糕的后勤保障救了李自成一命，明军后勤线断裂之后，李自成趁左良玉移师就食(转移、退却)时攻击，明军大溃。

　　这是农民军的第一次大会战，经此一役，战斗力大为提高，不过若非明军战场多头指挥的弊病，农民军也不会取得这么大的胜利。

　　相比之下，糟糕的后勤供给更让明军吃了不少败仗，1643年的郏县作战，孙传庭部也在移兵就食中被攻击，导致全军崩溃。农民军因此获得豫西、陕西，来年东进山西、京师，此后再无大战。

　　可以说，农民军经历1638年的低潮后，往往利用明军的后勤弱点，击败其诸镇合营的野战部队。两次大会战中，农民军在阵战中步兵节节败退，说明这一兵种不占优势④，其优势是擅长途奔袭的轻骑⑤。

　　不过，农民军遇到的对手，并不是明朝最精锐的野战军，其精锐在辽东及沿边，应对清军。

　　清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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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在与李自成交战前，亦多和明军作战，实力如何，不妨以明军为对象来进行比较。

　　清军打仗的策略，脱胎于努尔哈赤时期频繁的攻寨(小城)作战与狩猎行动，遇敌以“楯车—弓箭手—重甲步兵”模式攻坚，并辅以强悍的格斗能力，频繁的狩猎，亦让部队长于奔袭。

　　这些战术在与明军作战中，屡试不爽。譬如清河攻坚战中，明军蓟辽精锐边军6000余坚守，只一日，后金军即破城;在抚顺追击战、萨尔浒战役的马林营盘中，后金军在楯车掩护下攻入格斗战胜明军;萨尔浒之战中的明军杜松部之败，乃因碰上了后金军重骑。

　　可以说，这一时期，明军在与后金军的野战与守城中根本不占优势，战线得以持久稳固，根本原因是其不错的后勤补充能力。

　　明军引入西洋大炮后，防线益固。

　　清军看到，辽东的明军防御城池时，用红衣大炮击毁了其楯车，再以鸟枪射杀没有掩护的女真步骑兵。1626年初的宁远之战，努尔哈赤即因此受重伤。在野战中，明军依托车营，以火炮火枪轮番射击敌军，或依托城上火力，在城外与敌军作战;1627年的宁锦作战，明军就是这么干的，明廷上下因此相信“奴酋势衰”。

　　然而，清军亦逐渐研发、引入红衣大炮，尝到了新技术带来的甜头，1631年正月，红衣大将军炮成，《清太宗实录》说，“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⑥”。这一技术转变迅速体现于同年进行的大凌河之战：

　　“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⑦。”

　　明清双方的武器差距迅速缩小，而明弱清强的野战能力却一直未变⑧，松锦决战中，洪承畴率九边精骑加陕西秦兵，合营训练近半年，然而在作战中，以格斗著称的陕西秦兵格斗能力远弱于清军，几次接战均伤亡众多。至于骑兵突击能力，明军更弱，总兵杨国柱即被斩于军阵。可以说，明军最精锐的主力兵团在和清军作战时处于劣势。

　　关键的是，清军的攻城拔寨能力也很强，1643年9月，济尔哈朗称：

　　“二十四日薄暮移军城北，填平壕堑，以云梯，挨牌，及红衣炮急攻之，至二十五日城颓，敌不能支遂奔溃，我军随拔其城”。

　　“周视战垒，立营栅，是夕，运挨牌云梯，红衣炮于城西，自亥刻发炮攻之。十月初一日午刻拔其城”⑨。

　　无论是野战，还是攻城战，清军的步骑炮三兵种协同能力似乎已达到东亚军队的最高水平。

　　对手的实力

　　清军与农民军的实力都是在与对手交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不同对手的实力差异，也影响着二者自身的成长程度。

　　清军的对手是明朝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关宁禁旅及各边、各地抽调的精锐，还有合营训练的大兵团⑩，也正因为这样，清军仿照对手，建立了高效的炮兵，而步骑炮协同作战更是升级了作战能力。

　　农民军的对手是抽调的部分边军与就地招募边练的行军，稍麻烦一点应对的也只是朝廷临时合营训练的兵团。

　　装备上，清军之敌——辽东的明军既有良马又有精甲。自袁崇焕开始，明边军骑兵大量装备铁甲，马匹也装备甲胄;火器步兵也装备绵甲，并且一改车营步兵不着甲的习惯。所以，重甲骑兵在广渠门之战中，能让袁崇焕等人“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⑪”，也打响了“铁骑营”、“关宁铁骑”⑫的赫赫名声。明“火器专家”孙元化在1630年就主张，骑兵部队中，马甲、骑甲比人、马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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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李自成面对的内地官军，着甲率却很有限，如1638年京师，西兵入卫，其最精锐的曹变蛟部4000余骑，穿的竟都是棉衣，没有着甲。孙传庭向朝廷请示之后，才获得京营甲胄。清军遇到的明朝边军，其装备则多有重甲，当时明军与清军作战：

　　“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虽死而不退，后又接轻甲善射之兵。最后为……精骑，人马皆重铠，待我(清军，笔者注)铳炮击发，急突而出，尤擅左右突击”。

　　更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辽东各城都有装备红衣大炮，李自成似乎在内地作战，似乎并没有遇到(《守汴日志》与《豫变纪略》没有提及)大炮，农民军的“炮兵”用到的武器，更像是投石机。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

　　在与同一个对手明军的较量中，农民军的优势是高机动性，而这一点，清军更不在话下，其步骑炮协同能力，更是农民军所不具有。两者的差距之大，无疑是明朝内部不同的军力差异一手造成，投降清军的洪承畴在山海关战前说：

　　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况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 ，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⑬。

　　投降前的洪承畴与清军、农民军都交战过，他的这一番话并不是吹牛。随之而来的山海关一役，清军将农民军“追杀至四十里”，此后农民军又在太原、潼关防御战中被红衣大炮一触即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