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是东汉初年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被光武帝刘秀视为东汉之“萧何”，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定河北，平关中”，颇受信任，年仅二十四岁就受封为酂侯，官至大司徒。

　　但在班固的《后汉书》中有一句话，说邓禹“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邓禹“威损栒邑，兵散宜阳”对我们后人又有何启示呢?

　　“威损栒邑”发生公元25年，当时，赤眉军已经攻下长安，而邓禹则率部进入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东南)。

　　在夏阳，邓禹的手下都劝他应趁机率部去攻打长安，邓禹却认为：自己的部众虽多，但真正能打战的太少，且无后援粮食。而赤眉军刚刚攻下长安，士气正盛，手中有钱有粮，“锋锐未可当”。

　　同时，邓禹对赤眉军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说赤眉军“盗贼群居”而无长远之谋划，虽然攻下长安，但日子一久，内部必定生乱，不会长期占据长安城。

　　因此，邓禹决定“休兵北道，就粮养士”，静待赤眉生变。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邓禹于是引军北至栒邑。

　　栒邑位于今天的陕西省中部，咸阳市以北，古称豳，秦孝公时置栒邑县，秦、汉时期沿袭了这一称呼。

　　邓禹的想法是好的，只是这样一来，收复长安、平定关中的时间显然就要大大推后。

　　这是刘秀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给邓禹下了一道诏令，要求邓禹尽快收复长安。刘秀在诏令中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系百姓之心。"意即让邓禹要抓住机会攻打长安，以获取长安官民的心。

　　但邓禹仍然坚持己见，自统主力去平定北地，另派军去攻打上郡诸县，而让将军冯愔、宗歆留守栒邑。

　　令邓禹始料未及的是，冯愔、宗歆二人在留守栒邑期间，却因争权而打了起来。结果冯愔不仅杀了宗歆，还率部去攻打邓禹。

　　邓禹无奈，派人问计于刘秀。刘秀问使者，冯愔最要好的人是谁?使者说是护军黄防。刘秀推断冯愔与黄防一定不能久和，于是派遣尚书宗广去招降黄防。

　　一个月后，黄防果然抓住冯愔，率领其部众归罪。冯愔到洛阳，刘秀赦免不杀。

　　因为这件事，邓禹在军中的威望严重受损，故班固在《后汉书》中才有邓禹“威损栒邑”之说。

　　邓禹之所以会“威损栒邑”，至简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在赤眉军攻下长安后，邓禹采取了避其锋芒的策略。邓禹采取这一策略，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客观原因，从军事角度上说也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邓禹的军事正确却是以政治正确为代价的。

　　当时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就是听从刘秀的指挥，率部攻打长安，以获取长安官民的心。

　　然而，邓禹却置这些政治正确于不顾，不听领导的意见而坚持己见，“休兵北道，就粮养士”。这不仅让军中的将士误认为邓禹“胆小如鼠”、“欺软怕硬”，从而有损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让一向对他期望颇高的长安官民和刘秀皇帝大失所望。

　　二、邓禹让冯愔与宗歆留守栒邑，结果造成了冯愔与宗歆争权。这说明邓禹不善用人，至少在用人调度上出了问题。同时，冯愔与宗歆因争权而，也说明了邓禹极有可能御下无方。

　　无论是用人调度还是御下能力，都是军中统帅所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和素质。邓禹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在军中自然会被人低看一等，从而有损他在军中的威望。

　　三、在处理冯愔与宗歆这件事上，邓禹很有可能拉偏架，处置不公。这一点，我们从后来冯愔被抓到洛阳却被刘秀免了死罪就可见一斑。如果冯愔有错，刘秀岂能容他?又怎会免其死罪?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邓禹在处理冯愔与宗歆的事情上不太公平，所以才导致了冯愔带兵去攻打邓禹。刘秀知道冯愔无错，邓禹有过，故免了冯愔一死。

　　总之，邓禹不听领导正确的意见，终于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威损栒邑”。所幸邓禹遇到的是较为开明的君主刘秀，否则，单凭他这次不听指挥的糟糕表现，只怕也要前途尽毁了。

　　而从邓禹“威损栒邑”这件事来看，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统帅或领导者，不仅要善于识人、用人，处事公平，考虑问题还要尽量周全，要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得失，在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时，既要采取正确的手段和策略，也要考虑此手段和策略所造成的其他影响，不能仅仅以战胜对手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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