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太宗赵光义从其兄长赵匡胤手中以“非正常”方式取得的北宋天下以及他的除了徽宗九子康王赵构之外的所有子孙后代，几乎被金国一网打尽。按说，如果康王赵构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并身体健康，则继之而起的南宋江山仍将为太宗一脉传承。

　　然而，接下来的两个重大事件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其一是“建炎南渡”。

　　1127年四月一日，靖康之耻后，女真人北撤。被金人胁迫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一面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一面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家国危难之际，身在大名府的赵构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却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时，他才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五月一日在南京皇宫即位，改元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归政，李纲入相。

　　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

　　是年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二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力请高宗还都开封主持恢复大计。

　　生性胆小怕事的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覆辙，七月，下达“巡幸东南”手诏，目的地为建康。李纲极力反对，迫使他收回成命，招致高宗憎恶。后在黄、汪二奸和御史张浚的弹劾下，李纲愤而提出辞职，高宗则借机罢其相。后直到李纲去世，也再未入朝大用。时人认为李纲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带来“危险”。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携棺的太学生陈东听到李纲罢相消息，愤而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直接指责高宗“宫禁宠乐”。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时年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虽然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式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他的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在置他们于死地后，又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岁末，高宗分别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三日，高宗正在行宫作乐，突闻战报，魂飞胆丧，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

　　应该说，建炎南渡的历史故事讲述至此可以收笔了。但是，在赵构狼狈逃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南渡后让人回味无穷的“传说”：那就是“泥马渡康王”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本有很多版本，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第一个版本：嘉定四年程卓使金，撰《使金录》记载道里行程，在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条中写道：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王云。高宗欲退，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而南宋人假托太学生陈东之名所作《靖炎两朝见闻录》下卷中说：

　　……康王遂从宗泽之请，不果使北，将为潜归之计。且闻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庙，不觉困倦，依阶脚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曰：“，奈何?”其人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匹马立于旁。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

　　第二个版本，至今史书查无可据，但却广为后人所采信：

　　相传赵构为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使赵构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后来，赵构又担心李马会揭穿他狼狈逃跑和“美化”自己的真相，便派人将李马药哑，不久又杀死了李马。

　　建炎南渡之后，再一个历史大事件，便是苗刘之变。

　　当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合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于是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

　　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建康，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情由，却也夹杂着个人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而逃，高宗。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兵变的另一个结果是，赵构唯一的儿子赵旉在兵变结束后从扬州回到临安的途中发高烧，一个宫女走路不小心绊倒了地上的炉子，巨响之下，竟将赵旉吓死，时年仅三岁。至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又失去了唯一儿子的赵构绝后，宋太宗一脉绝嗣。此时的赵构已经无嗣可立。为了不至于使自己在百年之后皇位落于外姓人之手，宋高宗被迫在宋太祖后代中寻找可以继承自己皇位的人选。而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太祖后人有上千人之多，宋高宗从中用心挑出一胖一瘦两个小孩。其中瘦者即为未来的孝宗赵昚。史载高宗开始并不喜欢赵昚，而是中意胖小孩。偏偏此时殿上来了一只猫，赵昚没动，胖孩子却伸脚去踢猫，动作极其粗鲁。这件事让高宗对胖孩子好感全无，就把赵昚留了下来，养在深宫。最后赵昚通过重重考验最终登上皇位。孝宗赵昚是太祖七世孙，太祖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自此宋祚又重新回到太祖一脉。

　　两宋交替之时的“建炎南渡”和“苗刘兵变”，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中原王朝的两扇历史大门，也决定了此后南宋朝廷的政治走向。而这两个事件，和以后南宋的安排，都鲜明地打上了赵构这个长期养于深宫、不食人间烟火的“皇族子弟”的性格烙印。他胆小如鼠，闻金军而丧胆，竟然在狼狈逃窜中受到强烈惊吓而失去了性能力;他不忠不孝，按照当时的宋朝实力和军事部署，他本有机会挥师北上，解救其受尽屈辱的父兄和家人，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不顾宗泽二十四道北上奏章，穷其任内，始终没有“一雪国耻”的主观意愿;他残忍好杀，北宋一朝“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在他即位不久就被打破，陈东与欧阳澈的被杀，在某种意义比岳飞被杀更加严重地破坏了南宋的政治生态;他自私自利，不能在国家大局上思考问题，苗、刘之变是构成赵构最终收缴兵权、向金人妥协求和的一个因素。赵构本来就惧怕地方武力和将领拥兵坐大，这次的政变更成了赵构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加强了他的这个方面的心理，使赵构终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将，且频繁调度将领，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从而使南宋重文轻武的情形加剧。甚至因为苗傅拿徽钦二帝仍在北方来质疑赵构皇位的正统性，并以此为主要理由要求赵构退位，更加深了赵构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对于他往后排斥北伐、倾向与女真和议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岳飞等主战派将领“收复河山，迎回二帝”的口号使得赵构对其更加心存芥蒂，加上岳飞本人不合时宜地多次提到立嗣之事，使得君臣之间产生嫌隙，这也是日后岳飞被杀、主战派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南宋开国之君赵构这样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一朝，成为中原王朝历史上最孱弱、最无能、最悲怆的朝代。高宗赵构南逃于海上后开国于绍兴，其后人亦逃于海上而亡于崖山，其惨亡之史，实可为今人之深鉴。虽然有关“泥马渡康王”的“段子”可能为民众杜撰之作，然以今人之眼光论之，民间之传说或野史之杜撰，既不会是空穴来风，亦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之向背、历史之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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