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汪直(1501年4月3日-1559年12月25日)，本名铨，绰号“直”。日本侧和民间史料称之为“王直”，认为他在海上违法贸易时冒用母姓而在自称为“汪直”。明朝人士，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明代海上贸易商人，著名海盗。徽州歙县雄村拓林人，在火枪传入日本的事件中为关系人物而有较大历史知名度。

　　早年经历

生有异象，据明代万历年间《歙县县志》记载，相传王直在出生时，其母汪氏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汪氏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已而，大雪纷飞，草木皆为结冰。稍长后，汪直闻听母亲讲述关于他降生时的异兆，独窃喜曰：‘天星入怀，非凡胎也，’少落魄，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

　　《戚家军》刘家辉饰汪直汪直原本为盐商，经商失败后，和同乡的徐惟学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乘明朝海禁政策松缓之时，与福建漳州人叶宗满、谢和、方武一同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同年抵达日本的五岛群岛中的福江岛，受到当地的大名宇久盛定的热烈欢迎。当时五岛群岛的名称为“值贺岛”，他在海上看到五个山峰，故自号“五峰”，日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将值贺岛的名称改成五岛。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汪直受到宇久盛定的引荐，并接受日本战国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约，以九州外海属于肥前国的平户岛(属今长崎县)并以日本萨摩国的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松浦氏为其盖造住宅，此后便长期居住于此。

　　1543年(一说1542年)，汪直的船只载着三名葡萄牙海商前往双屿岛贸易，但是遭遇风浪而偏离航向，抵达日本的种子岛(今属鹿儿岛县)，汪直自称“儒生五峰”，作为翻译与当地的武士进行笔谈，葡萄牙人将火枪卖给了当地人，第二年葡萄牙人再度来航时，当地人学会了火枪的制造技术，称之为“铁炮”，从此铁炮在日本逐渐推广开来，改变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战争方式，客观上加快了日本战国的统一。

　　双屿沥港贸易1545年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担任掌柜，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1548年，双屿港的走私商和海盗被明朝总督朱纨率领军队剿灭，1549年李光头等人在福建被擒杀，许栋逃到广东。汪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以金塘岛马迹山为据点，收拢海商、海盗残部，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汪直成为当时东亚一个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明朝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是败多胜少，收效甚微。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了在浙江活动的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开始时，汪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汪直部下分为几大船团，代表性的船团长有浙江人毛海峰、徐元亮，安徽人徐惟学、福建人叶宗满。汪直的部下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出现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则争相把子女送到汪直的船队中。但是与此同时，和他互不相统的海商、海盗，如福建的萧显、邓文俊、林碧川、沈门，广东的何亚八等，以及一部分汪直的部下，如徐海，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此外，海禁严厉的明朝兼有海盗(倭寇)的活动，有大量是中国沿海居民，由民转为寇盗，甚至包括一部分沿海的官兵。此时，徐海的海盗行为，遭到汪直严厉呵斥。徐海企图暗杀汪直而被发现，在徐海的叔叔徐惟学的劝说下，两方暂时握手言和，但是徐惟学因此事件最终还是和汪直分道扬镳，率领徐海和一部分部下离开。因为汪直无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督王忬派遣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与明军短暂对抗后，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江沿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对抗明朝此后汪直长期以松浦为据点，自称徽王。在此期间，汪直通过松浦家和丰后的大名大友宗麟取得联系，受到后者的厚待。田汝成《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明朝官方认为其与倭寇息息相关，但是并没有他亲自率领部下，甚至是他的直属部下袭击江南的记录。

　　汪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汪直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招降与被杀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为招降汪直，胡宗宪先将汪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后遗使蒋州和陈可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滶(毛海峰)交涉，遂见汪直，晓以理，动以情。当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向来使诉苦：“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汪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蒋洲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他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谊。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汪直消除了疑虑。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率领部下3000人，和大友家的朝贡船队，以及蒋洲一同从五岛出发，返回中国。但是途中遭遇台风，蒋洲的船只先行到达，遭到官方的怀疑，蒋洲遭到逮捕。稍候到达的汪直等船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舟山停滞不前，被明军水师团团包围，在胡宗宪慰劝下，汪直亲自来到定海关，向其投降。但是由于行动过于招摇，他在杭州西湖游玩期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五日被杭州巡按王本固诱捕，据《倭变事略》载：三司集议时曰：“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明世宗实录》卷478载：胡宗宪谓：“(汪)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明世宗下诏：“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汪直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还写下了《自明疏》，他首先说明：“窃臣(王)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而且他们也在搞海禁，“夷船”(外国商船)已经很少来了。最后他向皇帝恳请：“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也就是说，把广东允许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且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但是官方无视了他的请求，下达命令攻击舟山的毛海峰、大友家朝贡船队。但是遭到俞大猷、戚继光等军队的攻击，毛海峰据山而守，明军屡攻不克。毛海峰和大友船队趁机打破包围，扬帆而去。此后毛海峰和谢和(谢老)等率领汪直的旧部多次进犯福建沿海。此外，汪直的一部分旧部也投靠吴平、张琏等福建一带的海贼，倭患反而更加严重了。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斩首于浙江省杭州府宫港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子抱持而泣，汪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挠。汪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卷62载：谈迁云：“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

　　天命昭昭编辑汪直本身是提倡通商的，他的眼光看得很远，认为贸易这项巨大利益应该得到开发。汪直对朝廷抱有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汪直在日本主要担当中日贸易的中间商，此外还有同西方人的贸易，中国的丝茶瓷在东亚是畅销产品，在武力的保证下，即便是西班牙人也只能用枪炮置换丝茶瓷，汪直将火枪，即日本的铁炮从大名手中换取白银和粮食等物资，此外，汪直还泰国的硝石、日本的硫磺互相贩卖，进一步扩大了东亚贸易规模。有人说汪直是日本的走狗，帮助日本人劫掠中国人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实际上还是归属汪直海盗集团而非日本大名，汪直的常备武装有5000人甚至强于部分中小大名，并且汪直集团侧重于贸易而并非以抢劫为目的。有人认为：幕府、大名管不了的倭寇，汪直能管?对汪直产生质疑，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认为同样以土地生产为根基，更加分裂贫困，频繁，朝不保夕的日本封建主们能够掌控海盗并不是很多(本身就是海贼起家的松浦党和南九州的岛津等少数大名为例外)，当时汪直甚至还在日本称王，当时形容汪直的势力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存”。从汪直的起家开始，既有参与大航海以来，因西葡出现而打造出新格局的东亚贸易;也有对海盗的兼并，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洗劫和货物的走私。在其中因为其根据地在日本，从日本乱局中收编不少浪人和野武士作为部队，但其根仍然在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功名的人，他选择了做海盗，也选择了受降招安，却没想到如同水浒英雄一般的厄运即将到来。一.汪直拥有一直强大的船队和大批海盗供其驱使，而且在海外还有根据地，即便汪直投靠了大明朝，他仍然游离于体制之外，只要跑到海边上了船，皇帝法令无奈何。二.汪直一旦接受招安，这股巨大的海上力量如果投向皇帝，那么沿海士绅豪商的利益将会大损，海上贸易将受到严格的监督，于是这些人想尽一切办法，力求置汪直于死地。所以皇帝要杀他，江南士绅豪商要杀他，跟他无关系的人不会保他，他非死不可。从因果报应来看，汪直的死其实可以用咎由自取来形容。明代人采九德以亲历事变所著《倭变事略》，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倭变事略》中，记满了倭寇的累累暴行。当然这也只是因果报应说，封建地主们对中国漫长的统治，富者兼并无数，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当时比倭寇还要凶残，也不会比倭寇祸害的人少，但他们占据统治地位，也自然不会被轻易清算。明代著作《筹海图编》则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汪直倭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汪直拥有庞大的海盗集团，是其首领，但他仍然想尽办法，先是确立了最高地位，其次归降朝廷，希望能够将这股力量作为明朝的官方力量，为中国所用。其实明朝政府判处汪直死刑时的批语，倒是很适合那个时代。“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这是一个士大夫地主阶级掌权的时代，只纳科举，不纳壮士。为利，兼并土地不为利乎，豪商买卖不为利乎，唯独挡了这些人发财的汪直，违反了当时统治阶级统治和牟利方式的汪直，无可避免的迎来死期，哪怕他死前一再告诫开海通商，让沿海百姓有活路，让政府有商路。也无法洗清这位，为了证明自己，走上违【法】犯罪，沾满的海盗巨头的满身罪孽。明朝政府处死汪直也导致了倭寇更加无法控制，在日本战国的最终章，更多的无地武士和浪人，更多因为无法下海失去生机的百姓，以及外来的西方人，最终酿成“嘉靖大倭乱”。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梭评价的“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某。”汪直的死，却恰好导致嘉靖朝最后的一次通商希望消亡了，内逆大增。直到隆庆开关，中国贸易才迎来又一个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