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长安城内传言太子谋反，由此，太子势孤力弱，归附丞相刘屈髦的人越来越多。

　　交战不利，太子刘据只有逃离长安，南奔覆盎城门。本来大门已经闭合，由于守门的大臣田仁认为太子与武帝有父子之亲，又属于无罪被逼反，所以还是放开一条生路，刘据得以从长安城逃脱。

　　大军入城后，武帝派人收取卫子夫皇后玺绶。知道儿子已经失败，绝望之余，卫子夫自杀。

　　大怒未息，武帝下令大肆捕杀太子宾客，多人以谋逆罪被族诛。

　　武帝怒甚，群臣忧惧，不知如何劝说。此时，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劝说武帝：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这封疏奏，写得非常中肯，在为太子申辩的同时，令狐茂指出，正是因为江充奸邪，才最终导致事变发生，诚恳劝说武帝在国内赶紧停止军队集结，不要使得逃亡的太子在外面流离过久而再生事端。

　　武帝接疏后，稍有感悟。

　　太子逃到湖县(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县豫灵镇)后，携两个小儿子在泉鸠里一户贫家内躲避。户主对太子非常忠心，常卖屦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毕竟太子所需费用不菲，忽然想起有一位从前相熟的属下老家在湖县，太子就派人找他。

　　结果，太子行踪被汉朝官吏发现，朝廷立刻派人来逮捕太子。　

　　情急之下，太子自杀(或者是被杀)，户主在格斗中被杀，太子身边两个小儿子也被杀。太子刘据有三子一女，至此全部遇害。

　　而太子妃史良悌所生的孩子“史皇孙”刘进，他本人在长安被杀后，倒留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由于小孩太小，又是武帝亲曾孙，没被立刻杀掉。武帝下诏，把这小孩子押到专门的监狱中关押起来。

　　所以，武帝太子刘据身后，只剩下这么一个孙子。而恰恰是这个小孩子，日后被霍光拥立，成为汉朝历史上彪炳千秋的一代帝王——汉宣帝刘病已(刘询)!

　　随着岁月流逝，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后悔。经过仔细复审，武帝发现从前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基本没有犯罪事实。而后，田千秋等大臣不断为太子鸣冤，武帝终于发现自己因多疑而致误。

　　后悔无及，武帝深知太子刘据本无反心。于是，他下令把江充家灭族，把江充亲信苏文活活烧死在横桥上。

　　处理了江充余孽后，武帝在在湖县建“思”，并派人在太子遇害地修建“归来望思台”，藉此寄托对自己亲生太子和两个孙子的怀念之情。

　　一切的一切，都太晚了。人死，不能复生。

　　太子刘据死后，作为儿子的燕王刘旦请求宿卫。汉武帝对此非常不满，惩罚燕王，其后，他选择少子刘弗陵为太子。

　　到此，在武帝晚年扰乱一时的“巫蛊之祸”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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