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刘勰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刘勰生于京口(今镇江)，字彦和，原籍东莞(今山东省莒县境内)。[1]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奋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卒年歧说甚多。一说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一说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

　　2文学特点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2]

　　语音

　　刘勰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语汇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篇章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3主要作品

　　文心雕龙

　　作品介绍

　　刘勰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核心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从《明》到《书记》的20篇。，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学史观《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批评论

　　按《序志》的说法，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属批评论。不过，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近代以来”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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