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南北司(北衙宦官与南司翰林)的十分尖锐，可说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之一。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作为朝官老大的宰相如果依附宦官当然会遭士人白眼不得人心，认为是叛徒;但反过来，如果南司士子没有掌握实权的权宦的推荐，又根本不可能当上位极人臣的宰相。南北司本身都是唐朝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分裂成两大政治势力和流派，这本身就是一种弊政。而贵为国家元首的皇帝若不能协调此种矛盾，就也只能隔岸观火让他们斗个死去活来了，唐朝晚期更是进入了宦官“全垒打”式的全方位治政时代。只有极少数较有作为的朝官通过某种“潜规则”巧妙摆平这种障碍，李德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与唐武宗的合作被史学家誉为“君臣相知成晚唐之绝唱”，这一篇我们单表李德裕与宦官势力的微妙博弈。

　　政治投资

　　无可否认，作为唐代“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领袖级灵魂人物，李德裕参与的朋党之争确令朝政一派乌烟瘴气，但话说搞朋党有一手、搞建设更加有一手的唐武宗最佳宰相李德裕也是晚唐最后雄起的时代“会昌中兴”的主要经手人，可以说唐武宗在位的六年是李德裕政治生命中最辉煌的六年，这六年里外平回鹘、内制宦官，以及定昭义、汰冗官、助灭佛，可谓是功绩赫赫，也由此跻身大唐名相行列。

　　为何在晚唐宦官专权、朝官被视如草芥的不利情况下，李德裕能突围力挽狂澜、“摆平”宦官集团完成唐朝最后一次的华丽转身?

　　父亲就是宰相的“官二代”李德裕初入政坛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原本雄才大略的李德裕是不屑攀附宦官的，并曾以此嘲笑过依附宦官的牛党诸公。但此后经历了多次官场沉浮淬火的李德裕心里非常亮堂，那就是必须处理好与执当时大唐政治牛耳的宦官集团的关系，这是一种深层政治密码，不然纵有李训、郑注的传奇智谋和满肚子诡计，也逃脱不了“甘露之变”失败的命运，因为宦官集团已经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深深渗透到了李唐王朝的方方面面挥之不去，甚至于当时各地的节度使和官员都是通过重金贿赂神策军中尉获得官职，然后到了地方加紧盘剥百姓达到收支平衡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宦官的支持，就是皇帝做事决策也没有支撑点，也只有变相取悦宦官取得“合法”行政权后，再藉着政绩和宦官叫板甚至于反制他们了，这就叫做战略性退却。

　　话说李德裕被李训、郑注排挤出局，被贬任淮南节度使之时，早已不是青涩时代的那个李德裕了，此时的他做事胆大心细绵里藏针，不经意间就把敌人打倒或收编。

　　监军宦官杨钦义奉召进京，大家纷纷猜测他此次进京一定是高升做枢密使。对于此种猜测，李德裕也认为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过处事稳重多谋略的他没有和其他趋炎附势的家伙一样去对还没升官的杨监军直接套近乎。一方面要避嫌，但另一方面当然也不能太无动于衷，这就得考李德裕的政治智商了，因为如果把杨钦义拍得舒服了，说不定自己回朝再当宰相的愿望就能实现了。

　　李德裕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那一招。作为地方长官，李德裕对杨回京的事表现得颇为冷淡，接待他如同平常一样公事公办，并未增加礼节，更加没有多送金银财宝，这当然引起杨钦义的痛恨咱走着瞧，山不转水转。

　　不料，不久后的一天，李德裕却杀个回马枪，单独延请杨钦义，并在节度使府正厅举行盛大酒会为老杨饯行，情礼极厚，单是送给老杨的古玩珍宝就堆满了几张大床，杨钦义当然是喜出望外，哪还有什么怨气。

　　而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杨钦义兴致勃勃进京行到汴州时，朝廷却下诏叫他哪来的回哪去，高升之事算是泡汤了!

　　这回可糗大了，回到淮南的杨钦义连忙把李德裕送给他的珍玩如数奉还原主，李德裕却坚决拒收。言下之意就是，大家山水有相逢，何必算计得那么尽呢。

　　果然这是一次非常精准的政治投资，因为不久以后杨钦义就被任命为枢密使，成了宦官头面人物，终于咸鱼翻生时来运转，应验了李德裕超群的投资头脑及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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