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死后明朝廷赐谥忠宣，故世称刘东山、刘忠宣。仕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历官皆著政声，朝廷嘉奖，百姓颂扬，“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无毫发可议。”明孝宗察其“廉且练事”，为官之清廉，办事之干练，皆远超其他大臣，遂倾心倚重，刘大夏也竭诚辅佐，贡献颇多，成为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破除潜规则 廉得坚定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于正赋之外，常常随意加征杂税，征收所得，谓之“羡余”。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辖内百姓征收杂税，渐成常态，却不入官府账簿，任地方长官随意支配，或用以行贿，或自饱私囊，所谓“羡余”，遂成为官员的重要财源，不合法，却“循规”，数百年间，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国为十三省，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俗称“方伯”。刘大夏于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广东右布政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省府官库中也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饱私囊，相袭以为固然。刘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库藏，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取尽的羡余钱，遂命掌管仓库的吏员将其记入官库账簿。库吏援引旧例，说这笔钱理应归新任布政使，而不应附列官簿。刘大夏已在官场干了二十多年，又洞达世务，自然明了羡余钱的惯常用途，将眼前这笔钱装进自家腰包，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但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对库吏的提示，他迟迟未作回应。沉默了好一阵，刘大夏忽然大声自责：“刘大夏，你日常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做个好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就犹豫不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命令库吏将那摞赫然高耸的“羡余”，统统附列入官账，以供省府正常开支用，自己分文无取。

　　刘大夏以坚定的廉洁之行，在广东一举破除了风行数百年的潜规则，深受百姓爱戴和时贤崇仰。大儒陈献章隐居广东家中，声震朝野，被誉为“真儒”、“活孟子”。陈献章也高自期许，对人少有许可，而独与刘大夏交好，称颂刘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论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

　　财富观独到 廉得超脱

　　如果说，服膺儒家传统思想，具备高尚道德情操，是刘大夏面对非分所得，果断说“不”的精神动力，对财富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则是其在取舍予夺之间，举重若轻、洒脱超然的不二法门。

　　弘治十一年(1498)秋，刘大夏从户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华容老家，在祖坟旁建了一座草堂，养病、读书于其中，并亲率子弟耕田种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种所得，仅足衣食。刘家人世代礼让忠厚，有恶邻竟以为其软弱可欺，肆意侵夺刘家田地，刘大夏“任弗与争”，干脆拱手相让，不与争讲。

　　古时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处处都要对之惧让三分。刘大夏身为朝廷财政大臣，官居三品，却主动拿土地让人，他这样做，固然有深受古贤“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思想影响的因素，但更得之于他对财富异乎常人的感悟。刘大夏常说：“财货须农务、负贾，凡力得者获用，其易至之物，终非己有，子孙亲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见，只要是财物，不管用什么手段，从什么途径得到，皆可为我所用。刘大夏却认为：只有通过务农、经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劳而得到的财货，才能“获用”，才属己有。除此之外，轻易到手的，特别是“官货悖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所得，“终非己有”，到了也不会属于自己。暂时得到，一心想为儿孙造福，儿孙见其得之容易，也不会珍惜，或转眼即挥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灾引祸。

　　刘大夏身处明代中叶，有这样远超时人的慧眼和特识，他的廉洁，自然比其他古贤来得自觉，来得坚定而彻底。为官，就恪尽职守，薪俸之外，一无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读，劳动养家。虽然他一生没有机会经商，却数度亲操农务。在东山草堂专心耕读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刘大夏又被朝廷征召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岁的刘大夏从兵部尚书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从此，“戴笠乘驴，往来山水间”，全无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农毫无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陷害，被逮之时，刘大夏“方锄菜园中”。正德五年，从发配地回家，已75岁了，刘大夏依然耕读不辍。他的一个时任巡抚的门生，从百余里外来拜谒他，途中向一个犁地的老农打听“刘尚书家”，老农亲为带路，及至到家，才认清“老农”就是刘大夏。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让刘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许多世俗重负，如荷立泥塘，挺然净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骄阳，于轻松自得，超然洒脱中，尽享生命的高贵。当其被刘瑾发配甘肃酒泉，“毡帽布袍”，“策一蹇驴赴戍所”，故人馈赠，一概谢绝。到了酒泉发配地，身上没钱，当地有关部门惧怕刘瑾，不敢给他安排食宿。有个总兵官，是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举荐的，悄悄送给他一百两银子，刘大夏拒绝了。又有个参将派人给他送钱，怕刘大夏不接受，行前，给被派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让刘公收下，你就不要回来。刘大夏真诚地告诉那人：我老了，身边也只带了一个仆人，我们每天食用，不过花几十个铜钱，尚能勉强度日。如果接受了你们的馈赠，仆人见钱起了邪心，不愿跟我受苦，窃之而逃，丢下我一人，“孤身沙漠，非陷身死地乎?”让那人持原物返回。刚开始，人们对刘大夏的举止还有些不解。过了不久，和刘大夏一起发配到此的钟尚书，因携带的财物较多，果然被其仆人窃之而逃。人们这才佩服刘大夏的眼光，“谓公如神”。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也让刘大夏善于识人，使其人生，本能地远离之徒。当其从发配地被赦还家，途遇某都御使，“见其驺从服食之盛”，便知其必为之人。都御使“职专纠劾百司”，本“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此人却如此显摆，刘大夏当即断定：“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果然如其所料。

　　宁死不行贿 廉得高洁

　　刘大夏辅佐明孝宗，力革宦官弄权之弊，深遭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忌恨。明孝宗死，明武宗刚一继位，就一反明孝宗弘治之政，重用宦官和阉党。刘大夏知道朝廷大局已变，自己无力回天，遂于明武宗正德元年请求致仕。户科给事中刘茝上奏盛赞刘大夏，称其“官至二品，不为子乞恩，历官数十年，家不逾中人之产”，实为“一时之望”。

　　廉贪看家产。刘茝对刘大夏的评价，很快就得到有力的证实。刘大夏被迫致仕后，阉党刘宇、焦芳又向刘瑾进谗，说是抄刘大夏的家，“可得几万金”，“可当边费十二”。刘瑾于是下令逮捕刘大夏，并专门叮嘱一个姓罗的官校，注意查看刘大夏的家产。姓罗的官校到了刘大夏家，检查其收藏，只有退休金三十余两，刘大夏让其带走，“官校感泣不纳。唯索诗一律载之。”刘瑾原本想给刘大夏定死罪，因遭朝臣反对，又得知“大夏家实贫”，只好改判发配戍边。

　　刘大夏被刘瑾矫旨逮捕时，同行者估计将会被致死，建议行贿以求生，刘大夏坚决不干。他说：“如此而死，祸止一身，称贷免死，则累及子孙，且丧此一生矣。”

　　刘大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清楚，受贿可耻，行贿也不光彩。为免一死而向权宦行贿，就会毁了一生高洁的操守，坏了家风国风，实乃罪莫大(博客,微博)焉。所以，他宁肯以一己之死，也决不让神圣的廉洁高洁受丝毫玷污。

　　其实，刘大夏的廉洁和家贫，早已朝野共知，深受赞誉和崇仰。

　　明宪宗成化末年，刘大夏由福建右参政任上告归，在家守父丧。进士董损斋出差路过，闻名拜谒。刘大夏留其吃饭，主食唯麦饭，菜肴唯糟虾，别无他。董损斋大受感动，遂以刘大夏为楷模，“终生持雅操”。

　　明孝宗也深知刘大夏之廉。刘大夏入朝后，更“察知大夏廉且练事。”弘治十八年(1505)春，一天，明孝宗单独召见刘大夏和另一廉臣戴珊，议事毕，特令宦官拿来两锭白金，亲手一人赐给一锭，动情地说，“卿等将去买茶果用”，最近是官员述职的时候，各地官员都聚集京城。我听说朝廷一些公卿，为避受贿之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如卿等，虽开门延客，谁敢向你们行贿?我了解你们，故有是赐，以“小佐尔廉”，且命不必朝谢，“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怀愧耻也。”

　　戒利不好名 廉得彻底

　　刘大夏终生廉洁自奉，律己特严，尝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

　　诚如其言，刘大夏戒利，戒得坚定而彻底，远名，远得彻底而坚定，既不贪利，也不贪名，刘大夏的廉洁，不仅高出他同时代的廉吏，也高出许多古贤。

　　刘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机会很多，最难得的是弘治后期，明孝宗对他的亲切、信任、依赖，有如家人父子，经常单独召见他，君臣同心，共商国谟，携手将辉耀史册的弘治中兴推向巅峰。这要放在别人，正所谓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宣扬之，记载之，出书，立碑，树之通衢，藏之名山，让自己的大名，既赫然于当代，更彪炳于青史。与刘大夏同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近乎于此。王恕早在弘治初期，即得明孝宗重用，声望很高。但王恕不满足，花钱雇人为其作传刻书，多载其在明宪宗时“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见，暗示明宪宗的昏庸。将该书进呈明孝宗，明孝宗乃一孝子，见王恕如此贬抑自己的父亲，不禁勃然大怒，痛责王恕“卖直沽名”，王恕因此被迫致仕，郁郁终生。刘大夏却不，对其所进谋谟，所作贡献，一无外传，故时人多不知晓，史书也无从详细记载。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此深表惋惜，说：“大夏仁心为质，道揆法守。晚际鱼水，密勿都俞，庶几有三代之风。所恨造膝之语，少有传者。”对于历史记载来说，这的确是个遗憾，但从这遗憾中放射出的圣洁之光，却将“廉洁”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辉映得清晰明了，震撼人心，读史至此，假廉者自当无地自容，真廉者定会仰之弥高。

　　刘大夏仁智兼备，生前不扬名，也不愿死后被子孙扬名，为此，他早就作了预防。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63岁，这年秋天，他于户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归，得到朝廷允许，在动身回家前夕，即在京城公寓自为《寿藏记》，用质朴的文笔，简单地写明一生履历，准备回家后交给儿子，待自己死后作为墓志刻于石。有人向他建议，您的墓志，应由后人来为您写啊。刘大夏感慨道：“恐后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怒耶?”正因为担心后人给我强加美名，倘若我死后有知，反感这种违背生前意趣的做法，岂不要发怒吗?

　　名利双收，自古就是芸芸众生的追求;有谁轻利重名，便可高人一筹;不管生前誉，只求身后名，更会被赞为超脱。通常所见贤达对待名利的最高境界，也就到“超脱”而已。西晋名贤杜预，就把身后名看得特重，时常慨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因此专门在襄阳刻了两块石碑，记其生平功勋，一块沉到万山下的谷底，一块立在砚山顶上。以为不管世界怎样剧烈变故，他的大名都会永垂不朽。像刘大夏这样，既不贪利，也不贪名，生前身后，一皆如之者，看一部二十四史，能有几人?

　　承先开来 世代廉风

　　刘大夏的父亲刘仁宅也是著名的廉吏。初任瑞昌令，一次和一个任高安令的严姓乡党同时进京述职，主持朝政的名相杨溥，老家与两人邻县，因先派一仆人到两个县邻住处，暗中考察其人品和行径。仆人回来报告：严县令富贵，像个官员的样子。刘老头藁席布被，瓦盆煤灶，简直就是个穷汉。杨溥听罢，心里对刘仁宅颇为赞赏。很快，严县令就带着金币来拜谒杨溥，杨溥一挥手，就令其出去了。刘仁宅后来，提着一袋茶叶、一罐蜂蜜，以乡邻之礼拜见，杨溥高兴地收下了。不久，杨溥就举荐刘仁宅做了御史。刘仁宅入朝当了京官，廉洁、质朴如旧。一次同僚相约，各带一份食品，聚餐贺除岁。他人所带皆丰盛，刘仁宅只是一条干鱼。后来升任广西按察使司副使，官居正四品，口袋里也仅有七两银子。

　　刘大夏在父亲任瑞昌令时生于官舍，青少年时期也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父亲的人品官品，从他生命初育，就氤氲滋润着他。明英宗正统年间，刘仁宅正任御史。一次，刘大夏随父回乡探亲。杨溥也正好回乡扫墓，顺道看望刘家。刘大夏出门迎接，杨溥问：“你父亲在吗?”大夏答：“出门在路上。”“你母亲呢?”“到邻居家磨面去了。”杨溥见刘大夏家十分简陋，床上只有蒲席、布被，官员家常用的绫罗绸缎，竟一无所见。杨溥深感自己为朝廷举荐得人，高兴地说：“所操若是，可称御史之职矣!”

　　刘大夏出色地继承了父亲的人品官品，并以之作为家风，传给子孙。他从政40多年，长期担任要职，特别是弘治后期，深得明孝宗信任，从皇帝到朝野，都把他视作“当今第一人”，却从未替子孙谋取一官半职，而是一直教育并亲为示范，要子孙靠自己的辛劳和实业谋生。从发配地回家，他已75岁，仍“教子孙力田谋食”。而且，耕作所得稍有盈余，即“散之故旧、宗族”。经常“督耕雨中”，人不解，刘大夏告之曰：“习勤忘劳，习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务必将堂堂正正，高贵高洁的家风传给子孙。

　　子孙们也未辜负刘大夏。其子刘祖修科试不第，隐居山林，耕读不辍。官府循例授以冠带，坚辞不受。其孙刘如愚，历任知县、知州，清廉一如刘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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