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公元1898年。这年9月28日，清廷下了一道谕旨，内容是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处斩。处斩的理由是他们都是“康党”，且“情节较重”。史称“戊戌六君子”，清廷处死他们，标志着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六君子”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是杨锐。不单是因为他是“张之洞的人”，还因为杨锐的人生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规划，他根本不会卷进这场政治风暴当中。他成为青史留名的“戊戌六君子”，完全是因为张之洞对他的器重和提拔。是张之洞发现了杨锐的才能，也是张之洞将杨锐推上了断头台。

　　杨锐，字叔峤，1857年生于四川绵竹。杨锐的命运自从遇见张之洞的那一刻起便改变了。张之洞，这位晚清臣、写出《劝学篇》的思想家，在任四川学政期间发现杨锐天性禀异，非常赏识，召他为授业弟子。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便顺理成章地聘杨锐为幕僚。杨锐的命运在此发生了第一次转折。然而杨锐是个孝子，这时他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他不想离开老母跟随张总督到遥远的广州任职，他以老母年事已高为由婉言拒绝。但是张之洞铁了心召他入府。为了打消杨锐的后顾之忧，张之洞亲自致电四川布政使，调动杨锐的哥哥杨聪到距离家乡较近的地方任职，以便奉养老母。由此可见张之洞对这位门生的器重。

　　杨锐从此进入张之洞幕府。

　　在张总督的幕府里，杨锐主要负责处理文书，帮助张之洞起草奏折。杨锐在府期间，凡张之洞送呈朝廷的奏疏和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1895年3月，由于工作需要，张之洞派杨锐进京，负责搜集重要政治情报。杨锐成了张之洞的“坐京”。所谓“坐京”，即地方官派驻北京帮助搜集情报的下属。相当于各省的“驻京办人员”。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当时正值马关议和期间，京城的各种情报对于地方大员极为重要。从此，杨锐作为张之洞的“坐京”长期驻扎北京城，张之洞每月给他一百两银子，待遇十分优厚。

　　时间到了1898年。张之洞的命运发生了第二次转折，且决定他的生死。

　　这一年，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变法正轰轰烈烈的铺开。张之洞更加需要京城的情报，特别是在人事任免和各方势力博弈方面的信息尤其重要。所以张之洞对杨锐更加倚重。但是，也是这个时期，杨锐的家庭却发生了变故，杨锐的哥哥杨聪于这年7月因病去世。一向孝顺的杨锐急切地要回四川老家奔丧。

　　但是，时局正处于关键时期，张之洞不放杨锐走。去还是留，想必杨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去留之间，结果竟然如此不同。

　　经过张的几次劝解，杨锐方才勉强答应继续留在北京。

　　命运无常，人们根本无法预料自己的明天会怎样。杨锐的人生就像是只有一个波峰的过山车。前40年一路往上。因为自身才能突出，又有张之洞的赏识和提携，杨锐的这段路走得并不艰难。可是，1898年8月一过，杨锐的命运就像是过山车冲到了波峰的最顶端，由此急转直下，最后冲进了死亡的深渊。

　　就在张之洞劝杨锐继续留在京城的同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向朝廷举荐人才。陈宝箴和张之洞是好友，陈的举荐名单中有好几位是张之洞的亲信，其中就有杨锐。名单报到光绪皇帝面前。9月1日，光绪帝召见杨锐。几天之后，杨锐和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三人一起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时人称作“军机四卿”。面对圣旨，杨锐喜忧参半，喜的是升了官，进入政治核心圈，忧的是他没法回老家奔丧。

　　宣读任命圣旨的声音还在耳畔，杀头的屠刀已经悬在杨锐的头顶。

　　9月21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大肆清除异己。“军机四卿”的任命完全是光绪帝的个人主张，没有征求过慈禧太后的意见。这触犯了慈禧的大忌，首当其冲被。23日早晨，杨锐在绳匠胡同寓所的被窝里被捕。

　　张之洞是24日得知杨锐被捕的消息。接到报告，他非常震惊，犹如五雷轰顶。在张之洞看来，杨锐跟随他多年，他对他了如指掌，根本不可能是“康党”，也没有什么越轨言行，他相信杨锐被捕一定是一场误会。他立即给荣禄、裕禄、王文韶等大员发电报，请求他们营救杨锐。经过各方努力，主审官庆亲王奕劻已有意为杨锐开脱。

　　张之洞以为一切都会像他想的那样，经过各方大员的营救杨锐会被安全放出，官复原职。但是，这一次他想错了。

　　不知道狱中的杨锐此时是怎么想的。或许他也会想到老师张之洞吧!他也会相信张之洞有能力把他安全营救出去。

　　但是，他们都没料到，慈禧竟然会如此坚决，如此不顾一切。

　　9月28日，慈禧害怕外国人干涉政变，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便仓促颁布圣谕，“其(康党)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

　　得到消息的张之洞，悲痛万分。不单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人才，还因为杨锐乃因他而死。往远了说，如果不是他召杨锐入幕府，杨锐也许不会是后来的结局。往近了说，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挽留劝解，杨锐早已回四川老家，完全可以避开“军机章京”的任命，也避开了杀身之祸。

　　杨锐的一生只有短短41年。也许老天是公平的，他和谭嗣同等人的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戊戌六君子”将会被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