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钱学森曾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翻开历史的黄卷，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大师云集。在那满地焦土的战争年代，他们为中国的成长书写着不可磨灭的篇章。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包括著名的钱三强、赵九章、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内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以西方科学谋求利国利民”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清末科举出身的父亲对聪颖过人的叶企孙寄予厚望，养教从严。书香家风使叶企孙自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也塑造了他的儒雅气质。

　　其父虽受传统文化熏陶，却在这清末乱世中保持着清醒头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具有革新思想。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君子之风跃然纸上。

　　在清华的学习生活，叶企孙惜时如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学生，当时已有多篇学术著作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了。然而叶企孙并不满足于个人的成长，他深知科学救国，并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他与同学一起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科学团体——科学会。

　　首个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著作的中国名字

　　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

　　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

　　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

　　奠定近代中国科学大厦

　　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叶企孙之创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是从奠定近代中国的科学大厦这一宏伟视野出发的。

　　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所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特点：“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在这点上，他所有的学生大概没有不推崇他的”。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先生比学生自己还了解学生。”叶企孙的学生、传记作者虞昊说。

　　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拨，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他好像不太考虑自己，很爱我们。”叶企孙的学生，北大物理系教授方瑞宜说，“他看人的眼光非常深。”叶企孙曾在看了初中文凭的华罗庚的数学论文后，力排众议将其提携，让原本在店里算账的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研究员。我国数学界由此便多了一个闪亮的星辰。钱伟长曾以历史、国文满分，数理化英语合计25分的跛脚成绩被破格录取。然而动荡的时局让他决定弃文学理为国造飞机大炮抵挡侵略。他找到吴有训要求转系，却被拒绝。于是又找到了人所共知的开明教授叶企孙。叶企孙说，“国难当头，弃文学理，科学救国，无可厚非。”并劝他别急，读史贵在融会贯通，能学好文史，也一定能学好数学、物理。如果不是叶企孙的破格和指引，也许中国会多一个史学或文学大师，但“三钱”会少了一“钱”。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有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等等，皆为顶尖名师。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之后，又有赵忠尧、钱伟长、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龚祖同、陈芳允、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等从叶企孙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们基本上都已学有所成。从叶企孙学成归国到这批科技人才队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叶企孙以他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目光，运筹帷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储备。

　　冒险从事秘密抗日工作

　　叶企孙终身未娶，视学生为己出，与其感情最深的一位学生是熊大缜。天资聪慧的熊大缜完成的一项红外摄影的试验让叶企孙喜出望外。之前还没有中国人能做出来。在叶企孙的计划里，熊大缜是要去德国深造的。谁也没有想到，熊大缜后来的经历会深重地影响其师的晚年命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后，北平沦陷。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熊大缜毅然弃笔从戎，加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将军的麾下，开始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等研制工作。

　　叶企孙留在平津做了大量的秘密抗日工作，他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当时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所需的技术原料无法在冀中得到解决，叶企孙得知情况后，当即设法筹集款项并购买所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又数次组织学生和科技人员前往冀中支援抗战。平津城里，到处都是日寇，在某种程度上，叶企孙在平津从事秘密抗日工作所冒的风险，比亲赴冀中的风险更大。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时年26岁。叶企孙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救熊大缜出来，然而他并不知道熊大缜已经牺牲了。

　　宁可时代负我，我不负时代

　　1966年，爆发。两年后，尘封三十年的熊大缜遗案再次被挖了出来，叶企孙因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被审查，关牛棚，断工资，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

　　叶企孙再次回到北大时，由于交接时的悬疑，致使他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和扑所迷离。北大有关方面对他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决定。虽然专案审查结束，无边的刑期却开始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之类的话始终挂在某些人的嘴边。一个完全可以称为抗日英雄的人，却被那个时代成功地诬陷为了历史的罪人。

　　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当有学生问他遭遇了什么，叶企孙便拿出本历史说对他说，“像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不可避免的。”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唯有科学救国的信念才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惟有一次，他似乎向这个时代提出了质问。他曾把南朝史学家范晔《狱中与诸侄书》中的一段话指给前来探望他的挚友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借着古人之口，他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疑问。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患溘然长逝。在那个小型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挚友吴有训愤而退场。

　　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十年沉冤，一朝洗尽。

　　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竖立铜像。三年后，叶企孙铜像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门厅内揭幕。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

　　他的伟大还在于，为我们贡献了一套完整的科学救国的思路和方法。新中国的两弹元勋是他的学生，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他的学生，很多新中国各个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他的学生。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