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一位出身低贱、生活寒苦的盐丁，靠自学起步，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上开门立派，闯出了一片天地。

　　我们说王艮是个“狂生”(当然这个“狂”字不带有任何贬义)，但真要探究起原因来，也并不使人难以理解。郑板桥从事的是人见人爱、风雅高致的艺术行当，就是不怎么在行的人，也想拿过来卖弄一番。王艮可就不同了，他研究的是“哲学”，一个想起来就让人望而却步的字眼，仅仅受过四年童蒙教育、小学还不曾毕业的王艮却敢向它发起攻击，并最终成名成家，导引出了一个学派的兴起。你说他狂不狂?他的“狂”，有点出人意料之外，他的成功，更让人意想不到，他的思想，别有一番滋味。与板桥比，王艮“狂怪”得毫不逊色。单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将思绪返回到五百多年前的明代，去认真地追溯一番了。

　　一、人生简介

　　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的一天，天气已经相当炎热，正是煮盐晒盐的最佳季节，在泰州安丰场的一个贫苦的盐丁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王艮，父亲给他取名银，希望他能够发家致富，给贫寒的家里带来财运。

　　有必要在这里对盐丁作个交代。盐丁是对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者的统称，因为从海水中炼盐，往往要设亭立灶进行煎熬，盐丁又被称为灶丁、亭子或亭丁。盐丁的家庭叫作灶户或亭户，从唐代以来就有了，由政府划定，在盐场设灶煮盐，有时也把一部分囚徒补充进来。这是一个地位低下、倍受歧视的阶层。盐丁从十五岁起至六十岁止，每年要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盐课。盐丁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他们不但“拮手裸体，劳筋苦骨”，而且由于长年的烟熏火灼，许多人的眼睛都失明了。王艮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王艮七岁入私塾读书，学的是儒家典籍《大学章句》，因为家境贫寒，十一岁就辍学成了一个盐丁。四年的启蒙教育，对于一个童稚未脱的孩子来说，很难说能学到多少东西，就是记下了儒家经典中的只言片语，恐怕也难以消化得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似懂非懂的《大学章句》，不知不觉中在王艮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崇尚儒学的种子。转眼八年过去了，盐丁生活的艰辛、人身的低贱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特别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是父亲不忍心儿子重复自己的生活，十九岁那年，王艮奉父命外出经商。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心中埋藏已久的种子马上破土而发。

　　王艮“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阙里”是春秋时孔子住地，在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经商之暇，王艮特地到孔庙拜谒。我们很难想象王艮初到孔庙时的那种激动和崇敬，不过，那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慨然豪叹，越过五百多年的茫茫时空，似乎仍然在耳边回响。王艮选择到山东经商，显然是为了续接八年前的那段儒学情缘，情感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

　　有人说王艮的经商活动，其实就是贩卖私盐。究竟是否如此，已经不再重要，也无从确证了。王艮的经商活动，大致持续了十年左右，由于他经营得法，家境也日益富裕起来。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王艮是一个有才智、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终身为陶朱公，而是要当新孔圣。“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那声豪叹，其实已经为他的一生定下了基调。正德二年(1507)，二十五岁的王艮再次拜谒了孔庙，“奋然有任道之志”。在明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对孔子的尊崇是十分隆重的，面对孔庙那古柏参天的肃穆氛围与拜谒者的虔诚态度，都会令人对孔子千古不朽的盛名产生仰羡之情，就像当年刘邦与项羽见了秦始皇的赫赫威势那样，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效法之志。只不过作为一般人来说，这种想法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弭于无形。而王艮却没有，他认真起来了，回去后即“日咏《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人之志”。他完全靠着先天的颖慧，孜孜地四处求教，静静地体悟思考，从而慢慢地达到了哲人的境界。

　　王艮二十九岁时，做了一个非凡的梦，梦境中天坠落下来了，地上无数的人奔号求救，只见他王艮先生奋然上前，高举双臂，一手托着天穹，一手把乱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归位，众人在他面前欢歌起舞，纷纷拜谢，大梦醒来，王艮不免又惊又喜，大汗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他感到这个梦对他太重要了，于是极其慎重地记下了做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从这以后，我们已经看不到盐丁王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大带，手执笏板，“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当代奇人。真不知道穿着这身奇奇怪怪的行头走在泰州大街之上，会招来多少异样的目光，引起多少人窃窃私语，他们真的会相信这是一位得道高人吗?

　　也许说他“得道”确实还早，凭他现有的水平，让他去钻研《四书》、《五经》，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确实也难为他了。但王艮自有办法。没有老师，他就“逢人质义”，以路人为师;章句难解，他就闭门体悟，“信口谈解”。恰如一张白纸，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王艮知识素养的限制，正好使他免于自古以来陈词滥调的影响，他的每一点见解，都是打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清新而嘹亮，恰似一曲天籁之音。更可贵的是，王艮总是把“精思”与“躬行”结合起来。学了《孝经》，就力践孝道，替父亲外出服劳役;学了家礼，就撤去家中佛像，改祀四代祖先;学了《礼经》，就马上制作并戴上代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冠”，穿上仅袖口周长就有二尺四寸的又宽又大的“深衣”;立下了“以先觉为己任”的志向，就立即在家乡教授平民百姓，启迪“后知”。

　　这些平常人看来狂怪荒诞的行为，多少有点虚张声势，但王艮是认真的，你看他执著地向前走着，毫无之嫌。

　　当王艮偏处泰州一隅，游走于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圣人梦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阳明先生，其学说已经风行江南，直到有一天有人听了他讲的《论语》首章以后，说他与阳明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惊讶之余，他才决定去会一会这位与自己同姓的阳明先生。谁知这一会，竟然给他会来了一位“名师”，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王艮是自信而自负的。他到南昌拜见王阳明并不是冲着拜师去的，他要看看自己的见解与阳明先生究竟有什么异同，他要看看这位领引江南的阳明先生究竟有多大能耐。所以，两人一见面，就“相与究竟疑义”，直至“纵言天下事”，反复论难起来。几个回合下来，王艮的座位也随着由上座而侧座而下拜变了几次。但王艮可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当听了王阳明讲了“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后，当下佩服得了不得，“乃下拜而师事之”，可回到宿舍以后，又感到自己考虑不周，拜师太轻率了，第二天又过去与阳明论辩一番，最后才心悦诚服。

　　王艮服膺王阳明，但并不盲从，该坚持的他还是坚持。当论及“天下事”时，两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阳明：“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

　　王阳明：“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

　　王艮：“当时有尧在上。”

　　王阳明要王艮安守本分;王艮却说自己虽然是平民百姓，却始终在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王阳明说，你不是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吗，那就应该像舜那样勤奋劳作，欣然自乐而王天下;王艮说，现在不是没有像尧那样圣明的君主吗。大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

　　其实，正是王艮的这种独立思考、不轻盲从的态度，使阳明先生大为赞赏，难怪事后王阳明对门下说道：“向者吾擒辰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于是，他给这个从泰州远道而来的学生，改名为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义，命其字为汝止，教育王艮行止得当，动静适时。在阳明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王艮接受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并最终成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之一。

　　王艮从阳明先生那里领会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后，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信奉这一绝学，而老师的学说似乎只局限在南方，他感叹说：“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便慨然有到北方代师传道的意思。王艮是那种知行合一、说干就干的人，主意一定，他就坐着自制的仿古轮子车，一路讲学直到北京城，颇有孔子周游列国的古风。尽管这次北上讲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他这种古风式的讲学，和敢于招摇天下的行为，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所谓“人人以怪魁目之”，回头率当然也特别地高了。尽管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用世之心太热，并因此受到阳明先生的斥责，但他日后能够开阔阳明之学的源流，并且自成一派，却是与此大有关联的。

　　王艮师从阳明先生近十年，终究没有改变他一心求圣的狂者人格，但他不仅从阳明那里印证了自己的心悟所得，而且阳明的心学理论更加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正是王艮自身的狂者气质与阳明先生影响的结合，才促成了一代大师的诞生，并由此催生了泰州学派。

　　王阳明去世后，王艮开门授徒，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亦即泰州学派的奠基时代。在这个时期，王艮定居于自己的家乡安丰场，主要从事讲学活动。前期外出较为频繁，多游于江淮间。晚年居家讲学，从学、造访者不绝。

　　也许是求道太过用心、传道太过辛苦，王艮病倒在讲席上，于嘉靖十九年(1540)冬天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放眼望去，他所开启的泰州学派，由颜山农、罗近溪、何心隐、李卓吾继承，前仆后继，个个都是棱角分明、卓绝百代、响当当的风骨人物。

　　李贽(1527～1602)，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王艮的三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