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各地军阀或是父子相承，或由兵将拥立，拒听中央朝廷的号令，割地自雄。他们时而互相征伐，时而与中央对抗，经常惹发战争。老百姓不堪战争重压，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到唐宪宗时，天下养兵达八十三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藩镇扩充的军队，每两户居民就要供养一个军人，经济生产的成果基本上为战争所消耗 。

　　在唐德宗时，藩镇势力发展到最盛。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发生了藩镇联合抗唐的叛乱，前后历时达三年之久。有四镇节度使称王，两镇节度使称帝。德宗还一度逃出长安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备受围困达数月之久，流亡十个月后才又回到长安。

　　在奉天之难中，唐顺宗、唐宪宗父子也在其中备受惊吓，这给唐宪宗很深刻的印象。继位以后，他在众宰相的大力支持下，坚决打击藩镇势力，树立中央政权的权威。他说：“朕所以恶衣菲食，屯聚货财，就是为了平定四方。”雪祖宗之耻、扫平藩镇，这成为唐宪宗在位十余年的主要奋斗目标。元和元年，剑南四川节度使刘阚叛乱，刚登上皇位的唐宪宗在宰相杜黄裳的筹划和支持下，任用名将高崇文，毅然出兵平乱，一举稳定西蜀。同年三月，夏绥节度使韩全义的外甥杨慧琳自命为节度使，趁机谋叛，宪宗也下令征讨，一鼓而定。西蜀、夏绥既平，藩镇恐惧，多求入朝，这鼓舞了宪宗削藩的勇气。

　　元和二年九月，镇海节度使、唐初名将李靖的后代李锜因不自安，亦求入朝，但他又拖延时间，进行投机，密谋叛乱。宰相武元衡对宪宗说：“陛下初即位，李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由他定，这样下去何以令四海!”唐宪宗又下令征讨。由于朝廷声威大涨，李锜内部发生分化，其部将生擒李锜执送长安受刑。

　　如此，宪宗即位仅两年，就平定三起藩镇叛乱。但宪宗并没有骄傲起来，当百官向他拜贺时，他神情黯然地说：“朕之不德，致宇内藩镇猖狂，朕深感惭愧，何贺之有!”当时，对朝廷威胁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一些藩镇还安然无恙。因此，宪宗感到削藩事业任重而道远。此后八年，削藩的努力一直没有停顿过。在削藩斗争中，唐朝廷的策略也做了若干调整。

　　固治首先，致力于地方军事将领任用方式的改革，以防止其权力膨胀。元和二年四月，唐宪宗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任命朝廷宿卫之将为节度使的做法，就革除了任边将为节度使的旧弊，扩大了朝廷对边镇的控制力度，预防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现，对藩镇割据势力也起到了掣肘作用。同年十一月，平西川的有功之将高崇文不愿居功而镇西川，请朝廷调动，唐宪宗即命宰相武元衡代领西川节度使，改高崇文为邠宁节度。这种改换镇将防地的作法也是防患于未然的良策。此后，任用宿卫之将为边镇节度使和进行节度使防地的互调就成为一种制度而普遍运用。元和四年，唐宪宗还想利用成德节度使王上真去世以及其他某些节度使年迈有病的机会，想趁势革除河北藩镇代代相袭的弊病，但由于时机不成熟，群臣谏阻而作罢。

　　第二，对藩镇进行分化瓦解，以不战而达到削藩的目的。元和五年，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不愿效仿河朔藩镇世袭的恶习，主动请求举族入朝。朝廷以左庶子任迪简代之。张茂昭手下将校杨伯玉、张佐元不服，相继作乱，均被将士所杀。唐宪宗命以绫绢十万匹赏赐义武镇诸将士，以表彰其忠义，安定人心，并改任张茂昭为河中等五州节度使以示奖励和信任不疑，对其他藩镇起到了感召作用。”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立。不久发生兵变，魏博将士推举田兴为帅。田兴请求归附朝廷。李师道，吴少阳、王承宗等派使者游说，但田兴不听，坚决服从朝廷。割据五十年的魏博六州不战而归，使朝廷势力嵌人河朔藩镇之腹心，给这些藩镇以震撼，连各藩镇派来游说的使者们也说：“倔强拒命有什么好处呢?”

　　第三，对抗命顽固的藩镇坚决讨伐之。元和四年，成德镇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其子王承宗继立，宪宗削藩之心太切，想借此机会兴师讨伐，结果讨伐失败。唐宪宗吸取教训，按兵养武，选练士马，积聚财力，等待良机。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月，吴元济则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仗恃强将雄兵，四出攻掠，“屠舞阳，焚叶县，攻鲁山、襄城，关东震骇”，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初，吴元济的势力已经抵达东都洛阳之近畿。于是，唐宪宗又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但战争形势对唐朝廷极为不利，严绶在进军之中作战不力，又不设备，结果在元和十年二月败于磁丘，被迫后退五十里，入唐州守御。其余各军只有李光颜屡有斩获，先破淮西兵于临颖，再破之于南顿。

　　朝廷对吴元济的讨伐，使河北割据军非常恐慌，李师道、王承宗数次上表请朝廷赦免吴元济，宪宗没有理睬。于是，李师道派人放火烧掉了讨伐军的转运军需基地河阴转运院，烧去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这一军粮基地是唐朝廷接送江淮税务的最大转运站，此次被焚对朝廷打击很大，朝内许多大臣请求罢兵。但唐宪宗并没有被种种挫折所动摇，他派御史中丞、积极主战的裴度去讨伐军行营抚慰将士，并察看用兵形势。

　　裴度从前线返回后，用李光颜多次的局部胜利进行宣传，认为淮西必定可取，唐宪宗大悦，坚定了平定淮西叛乱的决定，也稍稳定了朝廷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