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指向人生的，苦痛也罢、贫困也罢、忧伤也罢，凡人生所遇即文学，呈现他们的自然是文学者。”论及文学的意义，夏目漱石曾这样回答。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日本作家，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

　　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起“一千年来最受欢迎的日本文学家”的调查。在两万多张选票中，夏目漱石以3516票高居首位，超过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结果，与夏目漱石那“国民作家”的称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就连之前发行的一版1000日元钞票上，都印有夏目漱石的头像。由此可见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日本文学界及大众心中的地位。

　　印有夏目漱石头像的1000日元

　　除此之外，夏目漱石的作品在中国也收获了很高的评价。鲁迅就很喜欢他的作品，称赞“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徘谐杂志《子规》上的《哥》、《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还翻译过夏目漱石的著作《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并在《华盖集·忽然想到的》中首次将夏目漱石的“余裕论”译介到中国来。巴金也曾承认夏目漱石的作品对自己的创作曾有影响，称他是自己的“日本老师”。

　　不过，即便是在中日两国都收获了诸多好评，中国日本文学学会会员李光贞在《夏目漱石小说研究》一文中仍认为：在日本，夏目漱石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而中国国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小说部分的整体研究，显然关注不够、数量偏少。译者林少华曾翻译过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对这一情况也发表过看法。“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一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不仅学界如此，读者对于这一情况似乎也有共鸣。相比村上春树这类较为大众的作家，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中国远远没有那么“火热”。当不少人知道他在日本文学界的地位有如此之高时，纷纷表示惊讶：为何夏目漱石能成为日本的“国民作家?对于这个疑问，在夏目漱石的逝世100周年的今天，从他的人生经历、文学思想、创作风格及影响等方面，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

　　“儿时诵唐宋数千言”与赴英留学

　　夏目漱石一生创作了207首汉诗，这与他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1881年4月，15岁的夏目漱石进入“汉学塾”二松学舍学习，他与中国古典文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他阅读了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在内的重要作品，以及诸多唐诗、宋词。“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指的便是这一求学经历，也说明了夏目漱石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同与喜爱。

　　从时间上看，一年或许很短，但这些关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教育，对夏目漱石的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觑的。中国古典文学那“文以载道”的思想，以及“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文学观都让他从中受益诸多，也成了他以后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形成的“基石”之一。同时，夏目漱石还因这些文章中的字词“淡然有朴气”等因素，对文学创作开始有了兴趣，并决定“以文立身”。虽然这种想法遭到了他兄长的反对，但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贯穿了夏目漱石后来的文学创作、思考及经历。何少贤在《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是把他(夏目漱石)引上文学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场”。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也遐想——如果夏目漱石生在江户时代，那他也许会作为一个汉诗诗人度过其幸福的文学生涯。

　　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历，还有他从1900年开始的，为期两年的英国留学之旅。对于这次留学，他曾说自己是“怀着被英国文学欺骗的不安之念开始了伦敦之行”，而借着这次机会，他试图想弄清楚“文学是什么”和“文学的作用”等问题，以及进一步探究明知维新时期下的日本的“全盘西化”的做法的利弊。当时的日本在学习西方时颇有疯狂之势，甚至有人扬言“脱亚入欧”，完全抛弃日本文化而选择西方文化。这些情况都成了夏目漱石后来在创作、演讲中批判的靶子。

　　留学后，夏目漱石开始了文学理论心得之作——《文学论》的书写。这部对日本文学理论，乃至对日本文学史都非常重要的《文学论》的诞生，源于夏目漱石自身的沉淀与不懈的努力。经济学家小泉信三在《理论家漱石》中，对夏目漱石孤独的留学生活评论道：回顾一下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让人佩服的是夏目漱石的学习。为了购买价格昂贵的书籍，他节衣缩食;为了多一点学习时间，他拒绝应酬交际。可见，夏目漱石在钻研文学方面下的功夫之深。遗憾的是，过劳的学习使夏目漱石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在之后饱受其苦。

　　夏目漱石《文学论》

　　“非人情”观与“余裕论”

　　1905年，当夏目漱石以小说《我是猫》步入文坛时，自然主义文学已经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流。与此同时，有着“只注重情绪”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引起了夏目漱石的不满，他称“浪漫派文学的通弊，就是在其仅以激烈的情绪为主，以致青少年往往误要一如文学所说实行于现世，这是错误的。”于是，在这样的文学态势下，夏目漱石写成了《我是猫》与《草枕》，在借此表达自身文学观的同时也对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进文学进行“反击”，其中就包含了“非人情”观念及日后提出的“余裕论”。

　　“非人情”观是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提出的。对此，夏目漱石曾阐述——“可称为 ‘非人情’者，即抽取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如吟哦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小说《草枕》便是夏目漱石对“非人情”文学观的一次重要实践。在这本“以美为生命”的小说中，夏目漱石避开了自然主义那阴郁沉重的风格，而是用一种轻松明朗的节奏去书写这个发生在乡村的，脱离了“人情”的故事。在《草枕》发表的前夕，夏目漱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代表我的艺术观以及部分人生观的小说即将出版”，而这里所说的“艺术观”，就是贯彻小说始终的“非人情”主题。

　　学者冈崎义惠也曾对“非人情”观进行解释：“所谓`非人情'，即离开人情，以旁观的态度看待世界。据漱石的观点，人情的世界就是道德的世界，脱离道德的世界，就是 ‘非人情’。”

　　1907年1月，夏目漱石为高洪虚子的写生集《鸡头》作序，提出小说可按“余裕小说”和“非余裕小说”分类，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解释：所谓有余裕的小说，顾名思义，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是普通平凡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指的就是高度紧张的小说，出现的都是生死彼关的问题,发生的是人生沉浮的事件。对于两种小说的高低之分，夏目漱石强调它们都应该存在，像颜色浓淡一样不分上下等。

　　“余裕论”曾引起热烈讨论。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的教授王向远认为这是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最有特色、最让人感兴趣的一个理论主张，甚至称只有夏目漱石能真正有“余裕”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也曾对“余裕论”大为赞赏，并在《华盖集·忽然想到的》一文中说“一切事情，都应该留有余裕。”不仅如此，夏目漱石的“余裕论”还对鲁迅的写作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写作十余年，作品经久不衰

　　自1905年专职写作后，夏目漱石在十余年间共完成了15部小说、2本文学论著及大量随笔和俳句。在第一本小说《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借猫的口吻，对明治维新时的社会进行讥讽、批判和嘲笑，展露了日本的诸般病态。例如，铃木藤十郎对珍野苦沙弥说的那句“要是没有和金钱情死的决心，就做不成资本家”，就暴露出了那时的资本家的嘴脸，而珍野苦沙弥那句“我从在校时就非常讨厌实业家。只要给钱，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则是夏目漱石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当时的日本因过于崇拜西方而出现了不少文化上、社会上的问题。这时的夏目漱石也借猫之口，对此讥讽了一番——“这是猫从隔壁学校的伦理课上偷听来的。国门初开时，后进国家的人们大抵都有这样的自卑心理，‘你看人家’、 ‘你看我们 ’时常挂在某些人的嘴边，万事都要拿西洋的标准来评判一下、参照一番，即便是优秀的传统也会丢失殆尽。”众多的讥讽及批判，让《我是猫》给了当时的日本民众“当头一棒”，好让他们从病态的精神世界中醒来。

　　不难看出，夏目漱石是一个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即使有着《伦敦塔》这样的浪漫主义创作，他的写作主流还是像《我是猫》、《哥儿》等以人物主观反抗社会客观现实的作品。他那深刻的思想及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成了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明显区别。这样的“反自然主义”的风格对后来的文学作品也大有影响，形成“以尖锐的批判精神针砭社会现象”之势。学者刘柏青在《鲁迅与日本文学》一书中称夏目漱石“毕竟是对于国家人民抱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人也曾入夏目漱石门下，向他学习写作之事。

　　夏目漱石《我是猫》

　　作为最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夏目漱石的作品被译介到世界多个国家。在中国，夏目漱石的著作早在解放前就已有译本。鲁迅和周作人可能是最早关注到夏目漱石的中国作家。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对夏目漱石做了介绍，称赞“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除了小说家和俳人的身份，夏目漱石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少有的汉诗人。

　　与鲁迅一样的民族自尊心与“毒舌”

　　自翻译夏目漱石的文章到创作受他的影响，鲁迅与夏目漱石算是颇有“缘分”，而将两人一对比，又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毒舌”。这也都是这两位文学大家为人们津津乐道并被世人记住的品质。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批判那种自以为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信的论调。在那些人看来，中国人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鲁迅认为，即使部分了国人失去了自信力，改为发展“自欺力”，仍然还是大有人在坚持中国人的自信力。在他看来，中国的脊梁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等，他们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文末，鲁迅还强调“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毫无疑问，这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是鲁迅在捍卫自己的自尊心，也是在捍卫整个民族的自尊心。

　　夏目漱石

　　与鲁迅相同，夏目漱石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目睹日本社会的诸多怪异现状以及西欧世界的真正面貌后，他深刻认识到了日本并未像人们所说的那般强大，以及全盘西化带来的危害。夏目漱石曾呼吁人们应在保持日本民族自觉的基础上，独立于西方，并在否定旧事物的同时，发展自身的崭新的特色。他“以文为器”，用批判性的文学作品来让人们思考、发现社会的问题所在，并以此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开化，实现日本人精神上的真正独立。小说《我是猫》就是最好的佐证之一。

　　谈及作品的语言风格，鲁迅与夏目漱石都绕不开“毒舌”两字。辛辣的笔调与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字眼，都是两位文学大家在写作中的偏好。这一点在鲁迅的杂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的劣根性、社会的丑陋、人性的复杂等，都在两位作家的笔下一一现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毒舌”只是其语言的外衣，作为读者更加注重的应当是他们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核。

　　(本文写作参考了李光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