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 “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 “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